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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了一会。
“喂，”路易斯最后说。“如果还需要我做什么的话，给我打电话。”
阿弗纳没话说了，把话筒放回去之后，盯着看了几秒钟，然后开车去了罗伯特和斯蒂夫合住的安全屋。阿弗纳用备用钥匙进屋之后，开始把他知道的属于罗伯特的东西放进手提箱里。尽管屋里很乱——斯蒂夫非常不爱整洁，罗伯特从来不在意——但阿弗纳能毫不费力地把地板上和沙发后面罗伯特的东西和斯蒂夫的东西区别开来。虽然他记名字和数字不行，但对有形物体的每个细节他都能记住。罗伯特的领带和袜子跟斯蒂夫的完全不一样，书和玩具是谁的也能区分开。他收拾完罗伯特的东西，手提箱还没有满。罗伯特一定随身带了很多衣服去比利时。
在一个信封里有几封信，是罗伯特的妻子写给他的，上面的地址是英国的。还有几张照片。阿弗纳把信封塞在衣服下面之后，把手提箱合上。他想，在罗伯特一生中，他的手提箱大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整洁过。
他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惟一一件东西是那个用牙签做成的摩天轮玩具。它是罗伯特最后完成的一个玩具，拼了几个月才拼好，放在罗伯特房间里那张笨重的桌子正中，大约三英尺宽，精致但易碎。阿弗纳试着用食指摸了摸那个轮子，轮子立即转动起来，带着六个小吊篮，围着那个精巧的中轴，不停地旋转起来。阿弗纳未经思索，开始以更快的速度转动轮子，直到各个部件成为一个模糊不清的整体。最后，阿弗纳觉得轮子只能转这么快了，才把手松开。他转过身，背对着旋转的摩天轮，再次环顾房间四周，看看是否落下了什么东西，但什么也没看见。枕头皱巴巴的，床也没有整理，罗伯特最后一次从床上爬起来时一定就是这样的。这时他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就像一只小鸟从房间里飞过时翅膀发出的嗖嗖声。他转过身来。
摩天轮消失了。只有一大堆牙签，从桌上一直散落到地上。
阿弗纳提起手提箱，把它拿到下面的车上，然后开车去汽车站，把它存在一个上锁的存物柜里。
一天后，汉斯和斯蒂夫回到法兰克福。
三个人围着那个很大的城市公园走着，这个公园在汉斯一个人住的安全屋附近。他们在那里溜达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想对下一步怎么做做个决断。阿弗纳注意到他过去胸口上的疼痛感现在完全消失了。注意到这点时，他很超然，很冷静。他现在的感觉是一种漠然的愤怒，还有绝对要完成这次任务的坚定不移的决心。至少，得干掉萨拉米。否则的话，卡尔和罗伯特的死就太不值得了。
汉斯和斯蒂夫看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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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去日内瓦，留一条关于罗伯特的信息。”阿弗纳说。“但我们不要等答复。我们只管接着干就行了。”
“要有个人告诉罗伯特的妻子，”汉斯说。“这次我不要做雪夫拉卡迪沙的人了。”
雪夫拉卡迪沙是以色列的一家国有殡仪公司。汉斯和斯蒂夫去罗马看卡尔的妻子时，说自己是雪夫拉卡迪沙的人。虽然卡尔的妻子当时没有失态，但汉斯还是觉得这次经历给他的精神带来了相当大的伤害。这次可能会更糟：罗伯特的妻子是个非常漂亮的法裔犹太人，昵称叫“佩佩”。阿弗纳以前见过她一次，知道她是个有点喜怒无常的女人。事实上，她还有点像公主。跟其他在家里等着丈夫跟自己联系的妻子不一样，罗伯特的妻子不仅要他把英国的地址告诉她，以便她给他写信（并让他定时去这个地方取信），而且还要他把电话号码和她可以给他打电话的时间告诉他。虽然罗伯特很高兴收到她的来信，但也意味着他必须调整自己的时间以满足她的要求。在执行任务时做到这点很难。虽然佩佩绝对是一个忠诚、仁慈的女人，但作为一个特工的妻子，这样的性格仅仅勉强够格。事实上，她对罗伯特有一点影响，分散他的注意力，因此，也有点分散突击队的注意力。
他们有两个孩子。任务开始的时候，罗伯特把他的家人从以色列带出来，首先在布鲁塞尔安顿下来。他知道他会经常去比利时，所以让佩佩和孩子们住在那里似乎就有道理了。他每次出差从布鲁塞尔经过时都至少能跟他们待上几个小时。但这种短时间的相聚不能解决问题，只会使罗伯特和佩佩更加心神不宁、魂不守舍。所以最后，罗伯特把一家人搬到了华盛顿特区，准备在执行任务期间一直让他们住在那里。佩佩最喜欢的一个叔叔住在那里——他是欧洲某国大使馆的一个外交官——他非常愿意她和她的孩子住在他的家里。
阿弗纳理解汉斯为什么不愿意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了。
“我们先去日内瓦，”阿弗纳说。“然后，我自己飞往华盛顿。如果斯蒂夫愿意跟我一起去，也行。我们回来后，再继续。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要把恐怖头子们干掉。不搞大的策划，也不用炸弹，什么也不搞。只剩下我们三个了，但是没问题，因为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措施。汉斯，我们不在期间，与路易斯保持联系，让他搞到那三个恐怖头子的情报。”
“好样的，伙计。”斯蒂夫说。
还有一个突袭的办法。这种办法要比他们之前使用的办法危险得多。以前使用的办法经过仔细的策划和精心的设计。而这种办法让他们几乎没有机会逃跑，即使不是一种自取灭亡的办法，也是一种相当铤而走险的办法。但它是可行的办法。
正面攻击，依靠奇袭和火力。
这种办法不是跟踪一个目标，直到搞清楚他的日程安排和生活习惯，不是精心策划逃跑路线，不是使用炸弹让自己从暗杀现场脱身，而是只根据两个情报，即时间和地点就进行突袭。只要搞清楚目标的位置和时间。别的什么也不管。
比如，如果他们能搞清楚萨拉米在一个特定时间里在一个特定的地点，他们三个人就会毅然决然地拿起冲锋枪把他干掉。不管他所在的位置有什么特点，他周围有多少警力，突击队后来有没有机会逃跑，甚至不顾旁观者的生命，暗杀活动是不是会被发现。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如果杀手们较少考虑，或者不考虑后果，见人就杀，这种办法有可能可行。但他们与目标之间的距离必须在六七十码以内。
只有三个人的突击队在考虑实施突袭时，被迫采用了这样一种近乎莽撞、不顾一切后果的方式。
“当然，我不是说这是我们的第一选择，”阿弗纳补充道。“虽然我们只有三个人，但我们有路易斯和他的人的支持。我们也许能侥幸成功。当然，我们要继续寻找更为明智的办法。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要排除任何一种可能性。我们要努力寻找好的办法作为我们最后的办法。不要坚持零风险。
“你们同意吗？”
“我同意。”斯蒂夫立即回答道。接着转向汉斯。
“嗯，”汉斯说。“坦白地说，这不是一个指挥决策。严格地说，我觉得我们没有权利这么做。阿弗纳的提议正在改变这次任务的目标，或者至少颠倒了主次。这种事情我们应该交给总部去决定。”
“但是，”汉斯停了一下之后继续说。“事实上，我同意。我只希望我们要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心中有数。”
毫无疑问，他是对的。他们正在舍本逐末。而且，跟阿弗纳和斯蒂夫一样，汉斯也难以放弃。他在雅典对付穆扎斯的行为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跟其他人一样，放弃的想法汉斯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一点也许是这类任务中无法避免的问题。一开始就全身心投入这项任务的人，也许会因为太投入而在理智或有利的政治界限前停不下来。他们也会互相施加心理压力：不管发生什么都要继续到底。正如阿弗纳后来对斯蒂夫所说：“我不担心汉斯。如果我们说继续，他没法不同意。”
但是，汉斯还提出了一点。
“你谈到路易斯和他的人的支持，”他说。“我认为我们应该也要考虑一些别的东西。自从伦敦开始，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除了我们五个人，谁知道我们要去伦敦？只有路易斯。谁知道罗伯特在比利时？还是路易斯。”
“现在卡尔死了，罗伯特也死了。如果我们是被‘爸爸’出卖的怎么办？他把恐怖组织头子们卖给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我们也卖给恐怖组织头子？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实际上，阿弗纳考虑过这个问题，考虑过很长时间，苦苦地考虑过，整个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