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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里拿着同样的武器，紧跟其后。汉斯仍然留在桥上，靠在栏杆上。他们说好了，除非阿弗纳和斯蒂夫需要帮助，否则他不要上船。
那个女人在船上养了一只小小的宠物猫。它一看见阿弗纳靠近船舱就开始抗议了，声音大得惊人。尽管斯蒂夫竭力让它安静下来，但它仍然坐在游艇的栏杆上，嗖嗖地摇着尾巴，喵喵地叫着。空气仍然非常热，非常潮湿。船舱的门半开着，那个金发女人背对着门，坐在一张小写字桌前，身穿一件蓝色的便服。阿弗纳相信猫的哀号声会很快让那个金发女人警觉起来。但她一定是习以为常了。直到阿弗纳把门推开，她才把头抬起来。
她身上带着同样的香味。船舱里的味道也绝对是一样的。如果说阿弗纳对她的身份还有一点怀疑的话，那么在那一瞬间全都消失无踪了。她就是卡尔房间里的那个女人。
她转过身来，看着阿弗纳，眼里毫无惧色。他站在门口，身后正好是一轮红色落日。她也许无法看清他，但阿弗纳却能看见她的右手向桌子的抽屉伸去。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他走近了一点，用英语对她说。
斯蒂夫走进船舱，后面跟着那只猫。猫跳到桌子上，仍然声嘶力竭地喵喵叫着。叫声很可怕，让他们感到非常紧张，尽管他们竭力不去注意它。
“你们是谁？”那个女人的目光从阿弗纳身上移到斯蒂夫身上，说。阿弗纳看见她的右手继续向抽屉伸去，越来越近。左手放到胸前，把蓝色的罩衣掀开了一点，露出了乳沟。这个动作是有意的，还是不由自主的，很难说。但不管怎么样，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种防卫是错误的。阿弗纳和斯蒂夫注意到这个动作之后，更加漠然和愤怒。
“小心，她有武器。”斯蒂夫用希伯来语说。阿弗纳点点头，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她的右手。
“我知道，”他回答道。接着用英语对她说：“你记得伦敦吗？”
阿弗纳看见她的眼睛转向了他手里的自行车管子。她显然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以为他们会用这个东西给她当头一棒呢。她的嘴唇卷起来，挑衅地、轻蔑地笑了一下。随即，她抛开所有的伪装，猛地拉开了抽屉。
阿弗纳扣动了扳机。几乎与此同时，斯蒂夫也扣动了扳机。
那只猫跳到了空中。
那个金发女人还坐在椅子上，身体慢慢向前弯下。她有些呼吸困难了。她再次把头抬起来，鲜血从嘴角流了出来。
玩具枪是单发武器。阿弗纳把手伸进衣袋，去取子弹。
他还没有装好子弹，那个女人就瘫软在地板上了。在他们身后，门被猛地推开了，汉斯大步走了进来。阿弗纳看见他此时的神态就像他在雅典朝穆扎斯房间里扔燃烧弹一样。“让我来结果这个婊子。”汉斯把他们两个人推到一边说。他弯下腰，用玩具枪向她的后脑勺开了一枪。这之前，她可能已经死了。
“来吧，汉斯。”阿弗纳示意斯蒂夫帮他把这个伙伴从那个女人的尸体边拖走。汉斯好像准备用手把尸体撕开。他跟着阿弗纳和斯蒂夫回到岸上，还在咬牙切齿地诅咒她。
外面，天几乎完全黑了。阿弗纳示意“爸爸”的人把货车开过来，把尸体从船上运走。还有足够的时间。阿弗纳看了一眼手表，发现他们只在里面待了三分三十秒。那个背着红背包的女孩再过十五分钟才可能回来。
他们把金属管子插回原处，骑上自行车，回到罗伯特等的地方。“我们把那个婊子干掉了。”他们把自行车朝货车上放的时候，汉斯告诉他。
阿弗纳理解汉斯的行为。这不仅仅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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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为卡尔报仇的事。截止到那时，阿弗纳只近距离打死过两个人，就是威尔·兹威特、巴希尔·阿尔一库拜斯。他发现向他们开枪要比向这个女人开枪难得多。两个恐怖组织头子在看见阿弗纳和被打死这之间很短的时间内，他们都恳求他饶他们一命。他们不停地用阿拉伯语和英语说：“不，不。”阿弗纳还是向他们开枪了，不过，在那一刻，他们无法让他把他们看作敌人。他们的表现属于一个处于生命尽头、脆弱时刻的正常人的表现。
这个女人不一样。她没有哀求。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眼里充满了冷漠与仇恨，脸上充满了挑衅与轻蔑。如果她故意这样，不思悔改，那阿弗纳就更要杀她了。
第十六章 塔里法
9月14日，即那个荷兰女人死后大约三个星期，罗伯特死在了比利时小镇巴提斯附近一个农民的地里。
罗伯特总是说，恐怖分子的生活太有规律了，令人乏味。他自己也是这样。他被自己的一颗炸弹炸死了。
具体情况不太清楚。胡恩突袭之后，罗伯特开着货车去比利时还自行车。他打算留在那里帮他的朋友制造一些他们正在设计的新式武器。阿弗纳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武器，当时并不是特别热心。罗伯特给斯蒂夫解释——跟阿弗纳比起来，斯蒂夫对致命的机械小玩意更感兴趣——说是一种新型的化学武器，他希望实验一下。很显然，这种武器太好了。
罗伯特每天都要给法兰克福打电话报到。阿弗纳无法跟比利时的他联系，所以说好罗伯特六至七点之间给他打电话——如果没人接的话，十至十一点再打——看看自己要不要回来。其余的突击队员在马不停蹄地沿着每一条可能的线索追寻名单上剩下的三个恐怖分子。胡恩突袭之后，他们都觉得应该尽快结束这次任务。
他们把卡尔死去的消息报上去之后，没有收到特拉维夫新的指令。惟一的指令放在日内瓦保险柜里，很简短：“信息收到”。而且，阿弗纳及其伙伴们相信，如果到年底他们仍然没有更多的成果的话，“穆萨德”就会终止这次任务。自从1973年6月28日暗杀穆罕默德·布迪亚以来——一年多过去了——以色列没有成功的反恐行动。只有利勒哈默尔这样的灾难，格拉如斯那样的惨败，以及卡尔这样惨重的损失。除非他们追捕到了阿里·哈桑·萨拉米、阿布·达乌德，或者哈达德博士，否则，很有可能不会让他们继续干下去了。
然而，还没有完成任务就召回——即使没有人责备他们——也意味着失败。他们一致认为：谈都不要谈。被迫放弃这个活，特别是没有干掉萨拉米就回去，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就相当于失败。这不是以色列人的传统。他们只能选择牺牲，或者违抗撤退的命令——如果“穆萨德”冻结这次任务的账户，违抗命令会非常困难。（他们确实讨论过这种可能性，汉斯曾建议，如果他们的行动基金被切断的话，可以使用他们瑞士账户上的钱。）后来，阿弗纳承认，至少在这点上，他们跟恐怖组织头子一样，非常不理智。
罗伯特之所以想实验他的新式化学武器，这种紧迫感是原因之一。当时阿弗纳坚守在法兰克福，其他两个人在欧洲其他地方与线人接触。9月13日，阿弗纳和罗伯特在约好的时间通了电话。“我还有两三天就搞完了。”他当时说。
“好的，这里没有什么新情况。”挂电话之前，阿弗纳回答道。
第二天，六点至七点之间，电话没有响，阿弗纳还不是特别担心。两个报到的时间让他们两个人都比较灵活。确实是这样，十点过五分，阿弗纳的法兰克福安全屋里的电话铃响了。
是路易斯。
“对不起，”那个法国人说。“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是罗伯特吗？”阿弗纳问道。这不是预感。他知道，“集团”了解罗伯特跟比利时有联系。自从在塞浦路斯突袭阿尔一契尔开始，他们就用“爸爸”的人为他们从比利时走私炸药。
“是个事故，”路易斯说。“不是谁的错，你也无能为力。”
阿弗纳的喉咙发干。
“我明白了。”他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负责处理一切。你知道的，就像在伦敦一样。这大概是最简单的办法了。”
“好。”阿弗纳有些说不出话来。“好。最简单的办法。干吧。好……谢谢你给我打电话。”
“听着，”路易斯回答道。“这些事已经发生了。”
“哦，是的。”阿弗纳有气无力地回答道。“已经发生了，是不是？”
沉默了一会。
“喂，”路易斯最后说。“如果还需要我做什么的话，给我打电话。”
阿弗纳没话说了，把话筒放回去之后，盯着看了几秒钟，然后开车去了罗伯特和斯蒂夫合住的安全屋。阿弗纳用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