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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妙之论，使人很容易误认为他确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文学大师。其实说得到
不一定做得到，口若悬河易，妙笔生花难。当然，这并非曾国藩一人之尴尬，
古今理论家，大多不能脱此窘迫。
如果说，曾氏诗文还只是为文人们所褒贬的话，那么，他的家书、日
记却是为大多数人所赏誉。曾国藩家书的内容，当然主要包括齐家术与治学
观，这是人们熟知并且艳羡不已的。不过，谈的人太多了，众口一词，人为
地予以拔高，不免叫人聒耳烦心。倒是从内心情感上去认识曾氏家书的文章，
似乎比较少见，我曾据此分析了曾氏家书的几个阶段性特点，不揣浅陋，简
述如下。
（一）京官得意时期的特点：首先是亲情浓郁，琐细录切。游子离乡，
家山万里，白云亲舍，最是仕宦难耐之事。其次是神采飞扬，志趣高昂。皈
依理学之初，曾国藩以唐鉴、倭仁为师友，言行举止，处处模仿，而且迫不
及待、连篇累犊、喋喋不休地教训起诸位老弟来。无奈，对这位新教徒以近
似痴迷的热情而传授的新知秘诀与正言大道，他的弟兄们并不领情，反而来
信讥责，连其父也颇不以为然。稍后，曾国藩便在家书中改谈诗文之道，也
不免好为人师之讥。第三是报喜慰亲，宦情蓬勃。升官以后家书，多谈部中
公事，而对家中琐事之问讯，进德修业之说教，则大为减少了。
《二）南北征战时期的特点：一是危急之时，不避生死，而得失之际，
则计之过熟。曾国藩其实是一个工于心计、深于心术的谋略家。仔细品味他
的军中家书，可知他在关系一生名节的时候，他可以坦然不苟，而在关系门
庭盛衰、一己得失之时，他又总是绞尽脑汁，反映出这位“理学纯臣”的另
一面。二是责弟严切，而教子温婉。一般说来，为父训子，类多威严，而为
兄诱弟，类多平和，但在曾国藩家书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严厉的兄长，
而找不到一个威严的父亲形象。
（三）暮年羁绊官场时期的特点：一是他饱谙宦味，意绪萧索，对得
失浮沉日渐漠然；二是注重亲情，追求平安，对子侄之身体学业，甚为关切，
似乎他此时最大的奢望只是保全门户、消灾祛祸。
曾国藩《家书》的首次编刊，是在光绪五年由传忠书局印行。据查考，
编校者为曹耀湘。曹本对家庭琐事、训斥言词与政治密谋诸端删落殆尽。避
忌讳、避嫌疑、避繁琐，本来也是旧时编书的惯例。选本之不可尽信，不可
盲从，由此可见一斑。而收录最全、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岳麓书社版《曾
国藩全集·家书》了。
至于曾国藩的日记，最早是由王启原编为 《求阙斋日记类钞》，光绪二
年传忠书局刊印。这是一个节抄本，分问学。省克、治道、军谋、伦理、文
艺、鉴赏、品藻、颐养、游览十类，便于即类考求。虽无日期，但它毕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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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提供了一个深知曾氏进德修业、治军辅民的基本面貌的蓝本。赵烈文责
其简，刘声木讥其滥，皆不免于求全责备。
据现有资料统计，曾国藩断断续续大约写了十八年日记。早年的日记
并非通日记注，旬记甚至月记也时有所见，据此可知曾氏通籍之初优游文酒
的词臣风貌。及至究心性理之学，始作一丝不苟的庄谐小字，痛心疾首地反
省每日之言行与心理，反映了一个初闻大道的新教徒的虔诚与滑稽。极端的
心性修炼，毕竟近于禁锢性灵，坚持两年之后，曾国藩中断了这种省身日记。
但是，这种修炼工夫并没有白费，正是在这几年间，曾国藩得道之名鹊起，
而道光帝晚年又习用务虚人士，因此，曾国藩很快以时誉幸邀圣眷，竟至超
升四级，位居二品。大概是为了维护这种儒臣形象吧，咸丰元年二年，曾国
藩又写了七大本的 《绵绵穆穆之室日记》。这是一个固定格式的刻板册页，
双页十栏，首头为日月，本为题记，中间八栏，依次为读书、静坐、作字、
办公、课子、对客与回信。表格之中，视当日具体情形分别填写。这七本日
记仅见于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出版的《湘乡曾氏文献》，弥足珍贵。从
咸丰八年再出治兵到同治十一年病逝金陵，共十三年又八个月，曾国藩的日
记再无一日间断。这里面应该记录了大量的重要史料，但他却对具体人事多
有隐晦，王（外门内岂）运曾有意为之作注，惜未实行。其间畅所欲言者，似
乎只在谈诗论文之时。
此外，曾国藩还有奏疏、批牍为人盛赞。曾国藩的奏疏，明快简练，
凝重沉稳，不过，在不同的具体环境中，随着他本人性格与作风的变化，它
们又各具特色。具体说来，便是前期憨直、激切而又倔强，后期则绵里藏针、
缜密老到而又平淡质实。
至于他的批牍，老成周密，宽严适度，既不同于胡林翼之切直肫城、
肝胆照人，也不同于左宗棠之凌厉明快、巨细无遗。具体说来，长沙办案时
期之批，威严果决；江南征战时期之批，强蛮严厉；直隶总督任内之批，细
致精审，而回任江督时期之批，则随手画诺，不甚究心了。
作为一名历仕三朝的军政大员，曾国藩的奏疏与批牍，实在应当是史
学工作者潜心研究的重要史料。但是迄今为止，偏偏是这方面的研究显得相
对贫乏。热门话题不在这里。
那么，曾国藩是一名诗人吗？当然是。曾国藩是一位古文家吗？当然
也是。仅就创作而言，在宋诗派与桐城文派的两大阵营中，曾国藩也还算得
上显赫的一员。
至于他的影响，则更在其创作与理论的实际水平之上。古往今来的“以
高位主持文坛”的惯例，在他身上照样得到了真实的体现。不过；如果将他
置入中国古代文学或近代文学的视野之中，那么，无论是他的创作，还是他
的理论，或者是他的地位与影响，都不能不大打折扣了。从古代文学的角度
看，他的那些宗宋理论与桐城义法，不过是明清以来的唐宋诗之争、道支一
源说的一种近于自郐以下的骚动而已，何况还有较为明显的功利目的与山头
意识呢？从近代文学的角度看，宋诗派、桐城派，都没有多少近代意义，都
比不上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叛逆精神与启蒙意识，也都比不上黄遵宪、康有
为等人的创新追求与维新倾向。在新的时代潮流即将到来之际，曾国藩和他
的同道们的诗文多少显得有些陈旧，有些苍白。
把曾国藩当作理学家、伦理学家甚至思想家来研究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我认为，当然可以从理学、伦理学甚至思想史的角度来研究曾国藩，从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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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理学、伦理学与中国思想史究竟给予了他什么影响，而他又为理学、伦理
学与中国思想史提供了什么新的内容，产生了多少作用。但是，迄今为止，
所有的研究似乎都还不能证明，现在就可以将理学家、伦理学家甚至思想家
的桂冠合适地戴在曾国藩的头上。就象“汉奸”、“卖国贼”的帽子一样，戴
上了又取下，岂不无事生非？
时至今日，还要就“刽子手”诸事翻来覆去地争论其是非曲直，实在
是意义不大了。站在当时的立场，多数的人会认为“打对了”，而站在现在
的立场，多数的人又都认为“打错了”。假如能将两种人作一时空转换，结
论还是不外“对”、“错”二字。试想，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依我看来，研
究“打赢了”与“打输了”，可能更有史学价值，或说更有历史意义与现实
作用。
曾国藩研究，确是湘系军政集团研究的关键一环，也是太平天国研究
的重要一环，甚至可以说，它还是中国近代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
史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难以回避的课题。学术研究，肯定是要解决“是什么”
与“为什么”的难题，只是最好先从“有什么”做起。那么，就请大家看看
这本 《曾国藩文集》，看看它究竟“有什么”吧。如果还有兴趣，再看看他
的同时代人又“有什么”，然后从事“是什么”与“为什么”的研究，或者
将会离我们共同寻找的正确答案不远了。这本 《曾国藩文集》从宏浩的曾氏
全集中选录了一些精华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