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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澧华·
在社会科学领域，常规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从文献学
的意义上解决“有什么”的问题，二是从历史学的意义上解决“是什么”的
问题，三是从哲学的意义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如果愿意，你也可以把
它们看作成三个层次或三种境界。其中，“有什么”当属基础层，而“是什
么”与“为什么”则分别位居中心层与终极层。纵观近百年来的曾国藩研究，
似乎是潜心于“有什么”的人较少，而着意于“是什么”的人稍多，至于醉
心于“为什么”的人则更多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曾国藩文集》，将
有助于大家了解曾国藩其人。
曾国藩最初是以诗文新秀的面目在京城上大夫中崭露头角的，等到他
的位望渐趋隆重，远近人等便把他奉为宋诗运动的头领，桐城文派的领袖，
所谓“以韩、欧之文章，负司马温公之重望，有道之士，未有不亟欲读其书
者”《曾国荃致曾纪泽书）。遵义黎庶昌（与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无锡
薛福成并称“曾门文学四子”）当年入幕之初，便有意系统地抄录曾文。在
曾国藩逝世四个月后，黎编《曾文正公文钞》便在苏州刊印行世了。半年之
后，又有方宗诚编印曾氏《文集》之事，但影响不及前者，大概是稍后即有
传忠书局之 《全集》问世的原因吧。
《曾文正公全集》事实上的主持人，并不是列名总纂的湖广总督李瀚
章，而是承袭候爵的曾纪泽。《文集》也不是如署名的“门人张裕钊、黎庶
昌”所编，而是由定居长沙的曹耀湘、王定安实际编校。至于《诗集》，则
有传忠书局聘请的杨书霖、张华理这两位长沙绅士将之一稿两用之事：先有
坊间单行本，后有传忠 《全集》本。《全集》之诗文皆有同治十三年四卷编
年本与光绪二年三卷分类本。事过五十年，《四部丛刊》影印本与《四部备
要》仿宋本皆以三卷分类生二为底本。究其原因，大概是编年本仓促辑刊，
未速细辨，虽然是按年编次，也只是大致可寻而已，其中疏忽外误之处尚多。
而分类本虽未系年代，但一卷之中，仍按编年本之先后编次。此后各种版本，
皆与此大同小异。
进入民国，始有改编本与注释本。自今观之，则改编之功实浅，而注
释之劳稍多。至于辑佚本，则有近人刘声本的 《曾文正公集外文》。仔细校
读，佚文十四篇，或根本未佚，或他人捉刀，存疑待考者也不只一二篇。百
余年来，真正的全编“足本”，应是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其中《诗文》
不分卷，汇入旧版 （杂著》、《鸣原堂论文》、《孟子要略》与《联语》，且辑
得佚词八首，于1986年出版。
初版也好，新编也好，其实都有悖于曾国藩晚年的心愿。他在赴天津
办理教案之前所作的遗嘱说：“余所作古文，……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
幅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也。如有
知旧助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
如此反省自讼之词，想来当是由衷之言。所谓反省自讼，也确因他早年有心
气过高之病，有视事太易之举。后人之所以对他的诗文时有过誉，未始不起
于他年轻时的高自标置与自我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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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衍《石遗室诗话》说：“湘乡出而诗学皆宗涪翁，《题彭宣坞诗集后》
‘……自仆宗涪翁，时流颇忻向。’其明证矣。”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说：“国藩诗学韩愈、黄庭坚，一变乾嘉以来风气，于近代诗学有开创之功。”
钱仲联 《梦苕庵诗话》说：“自姚姬传倡为山谷诗，而曾涤生祖其学，遂开
清末西江一派。”果真如此吗？《题彭宣坞诗集后》作于道光二十六年，请
看此前的曾国藩做了些什么，别人又做了些什么。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曾国
藩给诸弟写信，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鄙庸者处，全无所闻，
窍被茅塞久矣。及己未到京，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可知他是在道
光十五年入京之后，才识得持古文的宗尚，而当时京中诗坛，正是程恩泽、
祁会藻辈提倡宋诗之时。程恩泽一再参与会试选举工作，他的诗风趋尚，当
然更易感染曾国藩这种公车举子。但此时曾国藩虽有心向学，却又苦无良友
扶掖，且其间一心应着，并未专注于诗。直到钦点翰林，始着意诗文，以求
不失词臣体面。正在此时，翰林前辈何绍基服阙还京，曾国藩便与之日相过
从，切磋诗艺。何绍基久居京城，又是程恩泽的门生，此时已渐有诗名。
因此，曾因藩结纳之意甚切，而何绍基则扶掖之心尤殷。兹举一例：
何绍基藏有项荣“墨梅图”，其上名家题诗很多，何绍基乃向曾国藩索题。
曾国藩似乎受宠若惊，于是刻意构思，亟欲显露诗才，两天后诗始写成。正
好何绍基来访，曾国藩便迫不及待地谈起此诗，闻其奖誉，竟至“心忡忡，
几不自持”（曾氏《日记》中语）。稍后，曾国藩又致书诸弟说；“子贞深喜
吾诗，故吾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露才扬己，争奇斗胜，受到表扬便诗兴
不可遏止，正是大多数青年诗人开发诗艺阶段的普遍表现。不过，时过两年，
曾国藩便开始狂言“近日京城无大家”，“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
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了，再往后，便自然要夸言“自仆宗涪翁，
时流颇忻向”了。
再说文吧，曾国藩与桐城文派的关系，一直是桩不大不小的学术公案。
他在咸丰四年所作的 《欧阳生文集序》带有很强的宗派意识、文人旧习，且
不计较，但看他在京城是怎样走入桐城文法的圈子吧。曾国藩中年以后，每
自称为姚鼐的私淑弟子，其《圣哲画像记》便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
生启之。”可是他的文学知交朱琦却并不这么认为，他在《柏树山房文集书
后》一文中，非常明确地将曾国藩列为姚门高足梅曾亮的“徒友”之列，说
“自曾涤生……之属，悉以所业来质”。
对此，曾国藩每欲洗刷表白，说自己与梅曾亮的关系。并非“从游”，
而是“接游”，甚至一口咬定“往在京师，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后尘”《咸丰
五年致吴敏树信》。面事实是，梅曾亮雄居文坛数十年，当年京城士人之趋
附桐城义法者。几乎无不受其影响。在梅曾亮称雄一代，即将告老回乡之时，
曾国藩还只是初识桐城源头，尚无理论建树。在曾国藩于咸、同年间“中兴
桐城”之时，梅曾亮早已告别人世了。
对曾国藩的诗文创作与理论，前人多有论述。在此，我谨呈一说，以
备质证。
我认为，若论创作，曾诗以前期为佳。诗艺初开之日，风华正茂之时，
以翩翩词臣之身，处优游清闲之地，无疑是潜心诗艺的大好时光。曾国藩后
期诗作本不多，且军政要务集于一身，宦海风波，时虞颠灭，正如《赠吴南
屏》所说：“苍天可补河可塞，惟有好怀不易开。”诗人兴会，仅此一开，其
他造作，不过应景罢了。至于文则相反，前期所作，规仿之迹颇重，且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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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文气浮泛，自难为工。后期则文腕圆熟，自成套路，且历尽险屯，笔
力沉雄，类多上乘之作。若说理论，则更有趣，其价值实不及创作，而影响
却颇能炫迷人心。苛刻一点说，曾国藩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批评家素质，
他的诗文理论并没多少理性深度：论诗宗宋，源于清初以来的宗来诸家陈辞；
文主义法，即使未溷于梅郎中后尘，却也是拾取姚惜抱牙慧。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他还是称得上为一名较有见地的鉴赏家。从初
入京师的时文选评，到《十八家诗钞》、《经史百家杂钞》、《鸣原堂论文》到
《古文四象》，皆可见曾国藩并不曾想到要避选家之嫌。至于 《家书》之教
弟谕子，则更是直截了当的欣赏课入门辅导。他的那些近乎深得文学三昧的
玄妙之论，使人很容易误认为他确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文学大师。其实说得到
不一定做得到，口若悬河易，妙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