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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了怀疑的抱怨。鲁缅采夫故意装出毫不介意的样子，解释说：“我们就留在德军后方打游击。难道我们不象一支队伍吗？我们连医生都有了。”他朝塔尼亚点了点头，“武器会够用的……”
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他从哪儿取得了那样的信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呢？他生长在黑龙江畔的大森林里，能够刻苦耐劳，善于识别方位，并知道生活在森林里所必需的许多有用东西。但是重要的不在这里。在中尉心里怀着一个终必战胜任何敌人的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甚至使那可怜的、由于长途跋涉、由于过不惯的艰苦生活和沉痛的思虑而筋疲力尽的塔尼亚也常常为之惊愕不置。
她从医学院里毕业出来就参加了作战部队，而且她刚刚在一个步兵团的卫生科里开始她的职务的时候，德军坦克就突破了我们的防线，向莫斯科挺进了。
不久，这个年轻的中尉就对塔尼亚，对他的部队里唯一的妇女，特别注意起来了，包含在这种注意里面的不只是普通的怜悯。
他非常怜悯她。她是那么苍白，眼睛那么大、那么忧郁，以致他情愿在这些围着潮湿的红灌木的、泥泞而坎坷的秋天村路上，背着她走。她默默地走着，不诉苦，也不左顾右盼，她的这种沉默和她的在场对其余的人起了良好的影响。她当然不知道这一点，可是鲁缅采夫是知道的，有时候他呵斥掉队的人们：“你们至少得向这位姑娘学习！……”
每天早晨，水洼都盖着一层薄冰，天空晦暗而阴沉。德国人就在附近。塔尼亚觉得很痛苦，她的两只手都冻得是她不能梳头发、编辫子和洗脸了。除了这个思想：“哎呦，我多糟呀！”以外，她的全部思想也都冻结了。可是这个中尉却每天用保安剃刀刮脸，他抱怨没有皮鞋油，他的眼睛却在微笑，有一次他竟在一条小河边洗脸，一直洗到了腰。一瞥见这种情形，塔尼亚的牙齿就格格地打起战来。
她感谢他的种种帮助：在休息的时候，他特地为她生起了小堆篝火——他绝对禁止生篝火，因为这是危险的；他教她怎样缠好包脚布，并同情地望着她，有时候还说几句勉励的话：“您刮刮叫！您可以当一个士兵。”
他是勤勉的、不知疲劳的、很了解人情的；他不仅鼓励塔尼亚，而且也鼓励每个人。由于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冷静沉着，大家都觉得更安定和更有信心了。
他常常在天亮前带领两个战士出去侦察。有一次他回来的时候脸色阴沉而且心神不定。他报告说，在邻村里有许多被俘的俄罗斯战士，他们大多数受了轻伤。据他可能做到的调查，德国人把重伤的俘虏都在路上枪杀了。
“有人守卫着俘虏，”他沉默了一会儿后说，”但是只有十五个卫兵，没有放哨。”
他探问地向他周围的人扫了一眼，继续说：“他们的通信联络——只有一根线……割断了——就完了。”
一片沉默。突然有一个穿皮衣领的农民羊皮外套的人走到前面来了。这个人直到现在老是默默地走路，眼睛尽望着地上，什么事也不过问。
“不必参加这种冒失的行动，”他慢吞吞地令人信服地说，“这是我们不能胜任的任务。您说，他们是十五个人，而我们有五十个人。对的。可是他们是正规的军队啊……德国人！”
中尉皱起眉头说：“这儿不是在开工会会议，而是军队，虽然他是凑合起来的。”
穿羊皮外套的人从齿缝里含糊地说：“别用军队纪律教训我，我比您懂得多哩？”
“那就更好啦，”鲁缅采夫温和地反驳道。“我是指挥员，我的命令必须执行。”
“是谁委任您的？”穿羊皮外套的人冒火了。“您知道我是什么人？我是上尉。”
鲁缅采夫突然放声笑了起来。
“您是什么上尉？”他说，“您是羊皮外套，不是上尉！”
穿羊皮外套的人用颓丧的声音，可是仍然挑衅地问：“大概是您把我降职的吧？”
“干么？”鲁缅采夫回答道，他已经转身向其余的人，并补上了一句：“您自己把自己降职了。”
俘虏们很容易地被解放了出来，连鲁缅采夫也觉得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措手不及地被擒住的守卫们一点儿也没有抵抗。德国人太自信了。枪械整齐地架在村苏维埃的门廊上，鲁缅采夫把缴获的步枪都分给了被解放的受伤的战士们。
塔尼亚用绷到包裹的绷带和向每个人收集来的手帕（因为绷带包不多）替伤员们包扎起来。这些手帕是和平生活中剩留下来的最后的东西了。
队伍以急行军出发，因为鲁缅采夫担心追击。他们都精神勃勃地行走着，仿佛行军是刚才开始似的。他们都快乐地低声交谈着。谁也不想睡觉了，甚至最爱无病呻吟的人也不喊脚痛了。每个人都夸张着自己的胜利，并且都因有这个中尉而高兴。很多人都认为这一夜才是他们真正的争斗生活的开始。
第二天夜里，塔尼亚初次看见了德国人。
大雨如注。队伍到达了大陆附近。有几辆载重汽车在大陆上行驶。起先塔尼亚一点儿没有注意到它们，她漫不经意地向前走，可是这当儿中尉的一只手轻轻地按在她的肩上。
“卧倒，”他轻轻地说，“德国人！”
她惊惶四顾：哪儿有德国人？当她已经伏倒在地上的时候，她这才明白，这些汽车——车头灯明亮地照耀着的普通的卡车——它们正是“德国人”。几辆画着黑十字的小型坦克出现了。带喉音的谈话声传到了塔尼亚的耳朵里。
这一切都是这样的陌生、这样的怪诞和充满敌意，使塔尼亚觉得又惊愕、又憎恨、又恐怖。她感到孤单和颓丧，仿佛这些陌生得叫人憎恶的影子把她和过去的一切生活、一切希望和一切幻想都隔绝了。她握住了鲁缅采夫的手，久久不放，一直握到队伍继续前进的时候。德军汽车的车头灯的闪光微弱地照亮了中尉的脸。雨点顺着他的面颊流下来。现在这个青年人的脸是难以形容的严肃和阴郁。
早晨他们终于到达了自己人那儿。在往集合处去的路上，鲁缅采夫走到塔尼亚跟前，请求把她的莫斯科住址告诉他：
“或许我们有一天会见面的，我上您那儿来喝茶。”
使她对这个请求觉得惊奇的，就是他对歪理和对往后有约会、地点和茶叙的和平生活的那种信心。
地址？塔尼亚在医学院毕业后，就住在莫斯科的姑妈家里，但是问题不在这里。
她说：“我已经出嫁了。”
不用说，这个回答不是挺聪明的——他毕竟不是向她求婚。
“当然，我会把地址告诉您，”她急忙补上一句。
可是塔尼亚在匆忙中忘记了自己的诺言。他们到了集合处，军官们把她围住了，其中有许多医生。他们请她喝甜茶，请她吃罐头肉。当她自己身上暖和起来并满怀着跟母亲与丈夫会面的希望的时候，她不知怎的立刻忘记了在她的生命史上最困难的六天里，这位无畏的、快乐而亲切的中尉，对于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中尉在不远的地方站了一会，就悄悄地走了。后来她打听明白：原来他是被派到某个部队去工作，坐车走了。路上她难过地想念他，并且懊悔没有在临别的时候对他说一句感谢的话。
就是这个中尉，过了三年多，又跟她并排坐在一辆顺着潮湿的柏油路奔驰着的马车里，他现在已经是近卫军少校了。
第二章
这是令人惊奇的重逢，他们两个人都觉得兴奋。
“您还是这样爱说爱笑，”她说，“什么都满不在乎。”
“您还是带些儿忧郁，”他答道，“可是大人气更重啦。”
“老啦。”她笑起来了。
她的笑容是这么亲切、充满热情和温柔，仿佛她在对自己笑似的。同时她那对大眼睛差不多消失了，变成了两条闪闪发光的裂缝，鼻子皱了起来，这赋予她的脸以一种有点儿出人意料之外的非常亲切的表情。
这时候，从上面的驭者台上发出了“马车夫”响亮而兴奋的声音：“军官同志们！人们都在胡扯，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德国……”
鲁缅采夫连忙朝上面望，接着他打开图囊，把地图取了出来，摊在膝上，吁了口气道：“不错，我们到德国啦。”
中尉拔出手枪，打开车门，朝天放起枪来，把弹夹里的子弹全都放完了。“马车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