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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一刻钟的样子，排长满头大汗地挤回 车跟前，骂道，他*的，扣子也挤掉了！咱们来 晚了，公审大会已经开完了，这会儿就等着看枪 毙人了。读者可以算算时间，从早上七点出工 时开始，我在连部门口等连长和排长争论，又跟 “迷糊”一起走了十几里路，进了团部政治部耽 误了一会儿，然后是团革委会成员讨论，找牌 子，换版面，到我们九人爬上卡车颠簸了三十多 公里路，车到银川当然已是中午时分了。
排长说西门外就是“杀场”，公审大会是在银川市南门广场召开的（今天那里还是开大会的地方），他们的任务是把我押到那里与全市的牛鬼蛇神一齐集中“受教育”，可惜我失去了一次“受教育”的机会。现在大队人马正在“游街”，不久就会“游”到“杀场”来执行枪决，听说要枪毙一百多人哩。
“要枪毙一百多人！”这种场面前所未有，千载难逢。“哒哒哒……”一个战士端起“迷糊”说的“破枪”，装作是端了挺机关枪的样子说，“干脆，用机枪扫了它屁了！”“屁了”是“算了”的意思，不是我写错了字。性感女兵更兴致勃勃，跳着蹦着说非看不可。而不看也不行了，卡车被大群人包围，根本无法掉头。
没多久，西门大街上就浩浩荡荡来了大队人马，开路的是几辆吉普车，上面坐着真正的武装战土。那时，解放军、警察、公安人员、军垦部队直至普通百姓中的学生娃娃、红卫兵等等，服装好像没什么显著的区别，至少在我的眼里，一律是绿军装。我说真正的武装战士，是指这些士兵穿的绿军装上佩有红领章和红五角星帽徽，手里拿的不是“破枪”而是我叫不出名堂的现代化武器。“杀场”居然没有戒严，听任大片人群推来挤去，吉普车上的士兵不得不跳下来横着枪杆子将人往外搡，好不容易才开出一条通道。吉普车后是一溜大卡车，沿着通道吭吭地开到唐徕渠边一片开阔的荒地上。
如今那片荒地已高楼林立，成了居民区，北面是银川市的“高新技术开发区”。而过去，这里历来是“杀场”，听宁夏的老劳改犯人说，马鸿逵时代曾流行这样骂人的话：“妈拉巴子！把这嘎子拉到西门外去！”意思就是把他枪毙掉。我在卡车上居高临下看出来，集合到这片荒地上来的市民好像是自发的，无组织的，因而是无序的。公审大会上肯定有必不可少的横幅标语，可是游街时恐怕没带着，所以“杀场”上竟然没有一条标语横幅，就一反常态地显得毫无政治气氛，变成类似老百姓赶庙会的活动，带有浓郁的娱乐休闲性质。我不禁想到当时报纸上刊登的口号：“革命，是革命群众的节日！”今天就完全体现出这句话了，眼前就是一派节日景象，，
前面几辆卡车』二，押的是——般牛鬼蛇神，只给他们挂了牌子，并没捆绑，爬下车的牛鬼蛇神们神情沮丧但还不恐惧，看得出他们和我——样是来陪绑的。把他们一排排地列好了队，后来的卡车上才是死刑犯，不但挂了大牌子，结结实实地捆绑着，还在他们脖子后面插了杆长长的标识。标识上红黑相间，写的什么看不清楚，只见上面都划了一个给学生批作业表示“对”的那种红勾。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也无心去弄明白它的意思，只是我一看到“耐克”商标就联想到枪毙。
行刑的人和被行刑的人，也就是主角都登场了，群众更乱成一团，蜂拥而上。土兵们横着枪连推带吆喝地开始清场地。人们还是怕枪的，纷纷向两旁避让，不一会儿就在人群中间露出一块空地。人群呈扇形地围在旁边，最前边一圈是押来陪绑的牛鬼蛇神。我们虽然站得较高，但距离那块空地还很远。我们的排长大概见过这种场面，人又精明，说：“他*的，要看，咱们就走近点看。他们有枪，咱们也有枪，他们有陪绑的，我们也有‘老修’。来来来！咱们就带着‘老修’往里挤，看他们敢把咱们咋样了！”大家都说这主意好，性感女兵高兴得拍手，清纯又妩媚。于是战士们把牌子挂到我脖子上，女兵还很细心地把我衣领翻上去，用衣领垫着铁丝。这使我更下决心非要与她浪漫一次不可。我瞥了她一眼，却发现她仅仅出于本能，并没有什么默默传情的含意。
八个武装战土，排长领三个端着“破枪”在前面开路，两个在我两边押着我，一男一女跟在后面压阵。司机不能去，趴在车窗口啐唾沫，目送我们上“杀场”。果然这方法很有效，人群见到我们这支队伍立即向两边让开，人人都用惊喜的眼光打量我，因为外围这些人看不见前面枪毙的场景，突然从后面蹿出个挂牌子的牛鬼蛇神，就像看到即将上场的演员那样感到意外的幸运。我听见两边不断有人问，“是枪毙的不是？是枪毙的不是？是枪毙的不是……”好像我不被枪毙就会让他们失望，不具有观赏价值，使我不由得惭愧地低下头去。
挤到接近“杀场”再也挤不进去丁，前面就是陪绑的，并且有正式的武装士兵押着，我们这队冒牌的武装战士只好停在他们后面。八个农工兼战士尽量伸长脖子朝前够着望。我一方面不由自主有种兔死狐悲之感，另方面，牌子挂在我身上，如果我也跟革命群众一样欣喜雀跃地观赏枪毙，也太不进入角色了，我只好微低着脑袋看四周的人群。这时，我惊诧地看到了过去从未见过的罪犯。
我长期在劳改农场摸爬滚打，犯法犯错的罪人见过不少，可谓见多识广。可是，1958年我以右派分子罪名劳改时，同劳改的人中最小的也年满十八岁。这十八岁的右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能把一部《古文观止》从《郑伯克段于鄢》一直背诵到张溥的《五人墓碑记》。但满腹文章不能充饥，1960年终于饿倒在田埂上，再也没爬起来。后来进了“牛棚”，虽然称呼我“老修”，但在那里面我还算最年轻的，其实应以“小修”称之才对。而现在站在我身边的竟然是个不满十岁的女童，胸前用细麻绳吊着一块小纸牌。这样小的牌子用今天的话说应属于“袖珍型”或“迷你型”的式样，在当时一般批斗大会绝对见不到。上面用黑墨水歪斜潦草地写着这样几个字：
反动学生
X美丽
因为这篇文章非虚构性文字，姓氏姑且以X代之。其实，那块牌子已刻骨铭心，令我终生难忘。
美丽拉长着小脸，低着小脑袋，想必她已嚎啕大哭过了，现在只是伶仃地站着一动不动。显然，最前排陪绑的人是在公审大会上一一点过名的，由真正的武装战士用大卡车押来“杀场”，站在后面陪绑的是类似我这样身份的人，是各机关单位工矿学校奉命派人押来“受教育”的。我不知道美丽是学校押来的还是街道革委会押来的，她由四个中年人带着，其中有个教师模样的妇女。
帕斯捷尔纳克：热情，那灰发证人站在门口
北 岛
1960年年初一个星期日下午，天晴日朗。一个来自巴黎名叫奥尔嘉的年轻女人，乘出租车从莫斯科出发，到三十公里外著名的作家村彼列捷尔金诺。司机自吹对那一带很熟悉，但很快就迷了路。他们不断问路，最后在一群聚集在小教堂前的妇女中得知，彼列捷尔金诺不远了。
沿着蜿蜒的乡间小路，出租车在一幢深褐色房子前停下来。奥尔嘉推开篱笆门，穿过花园，来到侧面的门廊。门上钉着一张残破的纸条：“我在工作。无法接待任何人。请离开。”她怀着恐惧敲了敲门。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Pesternak）立即出现了，他头戴羔皮帽，长脸，高颧骨，黑眼睛，和周围的枞树林、木房子以及马拉雪橇十分和谐。
奥尔嘉自我介绍，提到住在巴黎的父亲的名字——另一个俄国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用双手握紧她，问起她母亲的健康和父亲的写作状况。他仔细打量着她，似乎想找到她跟父母的相像之处。帕斯捷尔纳克说，他正要出门打几个电话（他拒绝在家里装电话），如果再晚来一分钟，他们就错过了。他提议奥尔嘉跟他一起散步，去作家俱乐部。
他们先穿过厨房，来到餐厅。凸窗旁摆放着天竺葵，墙上挂着他父亲的画，其中有托尔斯泰、高尔基、斯克里亚宾和拉赫马尼诺夫的肖像，还有青少年时代的鲍里斯及弟弟妹妹的速写。他家陈设简朴，按帕斯捷尔纳克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栋“朴素与舒适争论”的房子。
待帕斯捷尔纳克准备好，他们穿过房后的常青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