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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内外的炎黄子孙为之动情。
在此之前，拎着收录机在大街上放邓丽群歌曲成为一种时尚；在此之后，费翔载歌载舞，让大陆小伙子和姑娘们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劲舞”，一时间，中学生们“我为君狂”，大陆追星族初具雏形。
至1987年、1988年，张明敏、费翔等人开始有了出声费，但不过几万元。进入90年代，港台歌星开始炙手可热。亚运会前，赵传、潘美辰开个人演唱会，出声费价码已达10万、20万元，丑男人和并不丑的歌相加，演唱会的票价到了50元左右。
此后，港台歌星之热一年高过一年。1992年，港台歌星在北京举办个人演唱会10台，共28场；1993年1至11月，已有11台、共30场的个人演唱会在北京举行。
让人挠头的演唱会保卫工作
除了演员自己及经纪人、乐队、伴舞外，恐怕最辛苦的就是文化行政部门和公安部门了，客观环境要求保卫者如临大敌。每次大型演唱会，围着观众席的栏杆绕场一圈，平均三五米就有一个戴着白手套、十分威严地坐着的武警战士，这种阵势虽然与演唱会气氛不太协调，但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就是这样，还是经常有不可预见的事发生。1993年8月，香港“四大天王”之一到京演唱。当这位“天王”刚刚出场唱起第一首歌时，一名三四十岁的女观众便冲过栏杆，要为“天王”献花。为了保证歌星的安全，公安人员马上将她带离现场。不想此举没有得到歌星的理解，他当即停唱，要求公安局放人，让追光灯照着歌迷，送她回到原来的座位上，这一要求被公安人员拒绝。“天王”回到后台，公安人员让他见到了这名歌迷，“我18岁，我18岁啦！”满脸皱纹的歌迷喃喃自语。“天王”明白了，这是个精神病患者。
同样的事情也在上海发生，但以公安局妥协而告终。女歌迷被放后，跳上舞台拥抱“天王”长达数分钟之久，最后，连“天王”本人都感到害怕了。
港台歌星总是有这样一种心理：他们期望用自己的歌声和舞艺把观众煽动得越火爆越好，但是如果当观众的情绪疯狂到了顶点，就会出现连歌星自己也难以控制的局面。一个以丑男人的温柔形象出现在大陆的歌星就为此大吃苦头。他捡起一筒观众扔在台上的饮料，冲着看台翘起大拇指：“好！”喝了一口，又把剩下的饮料从头上浇下。这下可坏了，激动的观众将几百个软、硬包装的汽水瓶、可乐雨点般向台上扔去，一个扔在歌星的头上，另一个打在歌星的胸上，他再也唱不下去了……
为了造成演出气氛的热烈，向看台上扔碟子，往看台上打网球，或者在演唱中走下舞台与看台前排的观众握手，都是港台歌星曾采用的方法，但这些方法所造成的混乱是他们所没想到的：由于观众狂热地争抢他们扔来的纪念品或争着挤向栏杆与歌星相握，北京已屡次发生观众骨折或“破相”的事故。
令人咋舌的票价
1993年11月初，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张学友北京演唱会最高票价280元一张，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而承办单位北京市演出公司的沈经理则表示，北京还不算高。
刘德华去重庆演唱，黑市票竟超过1000元，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承受力和想象力。一些崇拜他的女生不惜卖血去一偿目睹明星的夙愿。
从打给北京演出公司的电话中得知，张学友在香港的演唱会每张票售价也不过320港元。而香港居民比大陆一般居民收入不知高出几倍。
我们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不可否认的是，现在演出的成本的确增高了，在以往的演出中，大部分演出器材由大陆出，必要的器材由港台演员自带，演出的随从人员也只有寥寥几人。而现在则不然，只要涉及演出的器材，除了体育馆和观众席是带不来的外，一切都由港台方运来。张学友演唱会就动用了四个集装箱，由香港运到北京。演出的随行人员更包括了灯光、舞美、音响、服装、乐队、伴舞等庞大群体。刘德华至北京的随从人员达到120人，张学友的随行也在100人以上。如此庞大的队伍，住要四星级以上饭店，主要演员更要住入总统套房，行要豪华型奔驰、卡迪拉克，有时还要警车开道，吃也简单不得，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开支自然增大。
此外，“四大天王”谁也不肯甘居人后，于是在场次、待遇、票价和新闻宣传上极力攀比，你安电脑灯，我装激光灯；你的出场费100万人民币，我的出场费就要110万港币，谁也不愿在出场费价码上失面子。从去年起骤增的出场费使港台巨星的价格扶摇直上，友情出演已是昨日梦幻。
倒卖批文也给巨大的开支包袱上添砖加瓦。由于并非每个演出经纪公司都有权承办港台歌星演出，而必须经文化部审批，所以谁能搞到批准演出的批文，即刻身价万千，可以以此批文坐地倒卖，身不动膀不摇地坐收渔利。很明显，批文每经过一次倒卖，价码便上涨一次。再说港方，在北京演出最初商定的出场费30万人民币，经五家公同倒手后，出场费高达125万人民币。香港方面针对大陆邀请热，便提前与走红艺员及所属公司签约，作为该演员的大陆演出代理，实际上，“倒”的活动在香港就开始了。
票价火 售票不火
以上庞大开支的来源只有两个，一是老百姓的票款，二是企业的赞助。与极高票价形成反差的是售票状况的不理想。其实，港台歌星的售票不畅是从去年就开始了的，高明骏、张雨生及赵传等人来京，由于观众对前两位只是了解一两首歌，后者又多次来北京，观众过于熟悉，因而票价不够火爆应是在人们意料之中的。让主办人吃惊的是，郭富城、刘德华、谭咏麟等的演唱会票亦卖不满。例如谭咏麟，第一场的门票只售出7000至8000张，第二场售出4000张，其他人的情况也相去不远，在演出前一天，张学友的三场演唱会票只售出近一半。
北京市演出公司沈春友经理告诉记者，北京最大的体育馆首都体育馆按规定可售票1。8万张，但由于各种原因每次只有15870张售出，再减去每场一千多张的工作票，可卖票数在14000张左右，一万多张票在一千多万人的北京，如果售票理想，那么不到一周就会告罄。
售票不到一半，而演唱会却场场爆满，原因何在？不止一个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人士告诉记者，愿意自己花钱买票的人不多，可愿意要票的人不少。每次港台歌星演出前，四面八方的要票者就把主办的负责人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知如何应付。这时售不出去的票便乐得成了顺水人情。送来的票自然是不看白不看，于是，持赠票入场者便在观众中占有了相当大的比例。北京的百姓也摸到了规律，想看演出又不愿意出高价买票的人往往在演出前才到达场地门前。此时，卖退票、赠票的人都聚集在这里，甚至有时还可有好运气买到售票处为迅速脱手而抛售的票。郭富城来北京演出，一些观众开场前就在售票窗口买到了仅值票面价格1/10的入场券，价格分别是10元、8元、5元。所以，在演出现场看到人头攒动、万众欢呼的热闹场面是一种虚假繁荣的景象。
我们接近了一个核心事实。演出的支出靠售票和企业赞助来维持。现在，演出的支出只增不减，日益高涨，售票情况竟无一理想。此外很明显，商业演出中无论是主办单位还是演员个人，唯一目的是赚钱。如果他们把活跃文艺舞台当成唯一宗旨，那么大家都会去扶助京剧或交响乐。还有，只有纯情的中学生追星族才会觉得演员真的是为歌迷而歌。果真是那样，不断推出歌坛新人的香港各唱片中心演出经纪公司就是慈善机构了。钱从哪儿来？大宗的收入是企业赞助。说白了，赞助的绝不是个人的钱，而且哪笔赞助也不能少了回扣，赞助越多，回扣越大。赞助费肥了哪些人，我们可想而知了。
大陆的钱好骗吗？
义演不义，中饱私囊，打着“义演”的幌子却无分文救灾，这早已为人们所不齿。今年夏天在长沙举行过一次“防汛减灾演唱会”，但湖南省民政厅至今尚未收到一分钱救灾款。相反，演唱会组织者以演出费用名义获得的银行贷款200多万元，却未经文化部、省政府批准，早在演唱会举行之前就汇往香港一家公司了。湖南省审计局已于近日曝光这场“义演”的帐目。
这次由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