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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３
１９３８年６月，武汉大本营下令集中一百多万部队，其中包括几乎所有中央军主力迎击来自长江下游的日军进攻。
中国抗战史上最大规模的武汉会战拉开序幕。
站在作战沙盘跟前的蒋介石目光灼灼信心百倍，他看到他的对手正在由一种主动进攻变为被动进攻，从两面夹击变为单路出击，说明日本人的战场优势遭到大大削弱，战争形势由此发生转折。他看见长江两岸的鄂、皖、赣诸省，从北向南分布着重重叠叠的大别山、霍山、九华山、庐山、幕阜山，百万中国大军构筑多重坚固防线，居高临下严阵以待，而敌人华中派遣军则只能被迫沿着崎岖狭窄的长江水道向上仰攻，这些地势险要的高山大川必将大大削弱敌人战斗力，令敌人先进的飞机、坦克、大炮和机械化部队难以发挥作用。这样就等于中国人替他们的对手选择了一个最为不利的作战方案，然后把被动进攻的沉重包袱扔给像蜗牛一样在山区爬行的日本人。
当时有苏联军事顾问询问蒋介石：日军只有四十万人，百万中国大军是否有可能战略性歼灭一部分日军？
蒋介石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他回答说：您说得很对，日本人很快就会感到捉襟见肘，我们一定会用时间和空间来打败日本人。
记者问：国民政府是否准备放弃武汉？
蒋介石则以坚定的语气表示：你错了。我们一定要保卫大武汉。敌人的企图不可能得逞。
记者追问：您的意思是，国军要与日军进行战略决战？
蒋：是的。我可以公开地告诉你，国民政府已经调集百万大军，此外还有二百万预备队，他们都部署在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沿岸。任何来犯之敌一定会遭到迎头痛击，被无情消灭。
７月６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参政大会第一届会议上信誓旦旦地保证：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一切的奋斗，要巩固武汉为中心，以达成中部会战胜利为目标。
他还宣布决不姑息任何背叛国家和人民的败类，任何人与敌人和谈都将被视作叛国通敌，都将以汉奸罪论处，云云。
其实上述舆论都是蒋介石公开施放的烟幕弹，作为军事领袖，他自然深谙“兵不厌诈”的谋略之道，这种高调决战的姿态都是做给日本人和党内政敌看的，换句话说就是恫吓他的敌人。事实上号称“百万大军”的中国军队并未全部参战，他们相继投入的许多番号都是用以迷惑敌人的手段，西方媒体信以为真，争相报道中国大军云集武汉，将与来犯日军进行战略大决战的重大新闻。而不明真相的国内舆论和民众也一派乐观，以为日本人必败，武汉从此高枕无忧。
在随后召开的大本营作战会议上，蒋介石严厉训斥了那些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军队将领，把他们的脑袋比作“蠢驴脖子上的那个东西”。蒋介石总结说：去年“淞沪会战”打破日本人速战速决的神话，这是我军取得的第一个阶段性重大胜利。不久前结束的“徐州会战”，我军成功突围，致使日军捕捉我军主力的战略企图破产，特别是黄水泛滥打垮敌人华北派遣军，等于折断敌人最具威胁的一把尖刀，这是第二个阶段的重大胜利。现在我们必须争取第三个也是最关键性的胜利，就是成功实施战略大转移。因为民众撤退需要时间，转移工厂机器需要时间，后方建设也需要时间，所以你们的任务就是阻击日军，延缓他们的进攻步伐，争取宝贵的时间，那么我们就将取得第三个阶段乃至整个抗战的彻底胜利！
蒋介石向空气中伸出一个巴掌来，他宣布说：五个月！这是我对你们唯一也是最后的要求……你们必须用决死的抗战精神，坚决从敌人手中夺回宝贵的五个月时间，那么我国民政府就守住了中国抗战的半壁江山！
根据蒋介石指示精神，会议确立会战原则如下：
第一，实施层层防御，将阻滞日军的时间从原先三个月延长至五个月，也就是说日军突破武汉防线的最后时限不得早于十月底。
第二，全面加快战略大转移的步伐。将原定计划十个月的撤退周期缩短到五个月。组织全国交通工具支援武汉，按照军工、民用、社群的顺序进行有序撤离。所有撤退工作必须在十月底之前完成。
第三，组织华中各省抗日武装，在敌后发动持续有效之袭击，破坏公路桥梁，烧毁仓库粮草，配合正规军实施武汉战役。等等。
蒋介石任命第九战区总司令陈诚、第五战区总司令李宗仁为前敌指挥官，自己则坐镇武昌，亲自统领三军会战。
４
汪精卫得知高宗武赴日本成行的消息，不由得欣喜若狂。
高宗武给汪精卫的密信称，日本方面确有诚意结束战争，重新缔结中日提携的友好条约。对于汪精卫提出的和平条件，日本方面称凡不违背中日提携的精神，都可通过谈判来实现。
高宗武信中还透露说，日方期待组建一个对日友好的新政府来取代蒋介石国民政府。只要汪精卫同意出任新政府首脑，日本方面将全力支持并维护与新政府的友好关系，实现大东亚共荣等等。
这就是说，“和谈派”的坚持不懈终于获得突破。日本人开战初期那种目空一切咄咄逼人的战争态度开始有所转变，至少不再最后通牒和漫天要价。日本人愿意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第一次明确回应并向汪精卫伸出了和平的橄榄枝，说明他们需要“和谈派”，需要通过包括和谈在内的手段来解决争端。
日方态度的一百八十度转弯令汪精卫大有绝处逢生之感，经与周佛海、陈公博等人紧张研究，他们共同起草一份《对日和平之原则》的文件，提出响应日本人和平谈判三大主张：第一，中日一旦和谈成功，汪精卫等人即脱离国民政府，并发表公开声明。第二，联合南方各省公开通电“拥汪反蒋”，重组一个真正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第三，日本方面为显示和平诚意，应尽快停止其军事行动，放弃主权要求，并且逐步实现从华中、华北撤军。
按照汪精卫的如意算盘，如果通过谈判而不是战争来实现和平，实现日本停火撤军，不费一枪一弹收复国土，岂不是证明“和平救国”路线的英明正确？汪精卫岂不是成为拯救四万万中国民众于战争水火的大救星？而假日本人之手来取代蒋介石和帮助自己上台更是梦寐以求的心愿，否则这个号称“爱国者”的国民党副总裁何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偏要去做日本人卵翼下的傀儡首脑呢？
经过反复磋商和讨价还价，１９３８年秋天，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汪、日正式会谈”在上海秘密举行，因会址选在一处名为“重光堂”的日本会所，所以又称“重光堂会议”。出席会谈的汪方代表是高宗武、梅思平和周隆庠，日方代表为陆军大本营情报军官影佐帧昭大佐、今井武夫大佐等人，双方签署《日华协议记录》的秘密文件。该文件出笼标志国民政府内部两大阵营彻底决裂，作为“亲日派”代表人物的汪精卫终于迈出投靠日本人和卖国求荣的关键一步。
出逃之前的汪精卫一如既往地扮演着国民党副总裁和政府领导人的重要角色，他依然出席各种抗战集会，到处发表抗日演讲，大声疾呼抨击时政，抨击各种社会弊端。但是这个披着抗战外衣的大人物内心立场已经发生彻底转变，成为一头披着羊皮的狼。他指示手下不遗余力地刺探国家机密，大量收集情报，包括黄河决堤的事件真相等等，只待时机一到，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投降派就要彻底撕下伪装，暴露出认贼作父的庐山真面目来。
５
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十月末，当第一支风尘仆仆的日军先头部队小心翼翼地出现在汉口郊区的马路上时，他们发现这座被称作“抗战心脏”的华中重镇空空荡荡，中国人把一切可资利用的东西统统搬走了，武汉已经变成一座名副其实的空城。在天河机场外围，日军遭到火力阻击，指挥官举起望远镜，他发现机场跑道上竟然还停泊着一架未及起飞的飞机。
他判断这是一架临时发生故障的飞机。
日军指挥官喜出望外，下令向机场全力攻击，此时他的部队距离机场跑道只有不足两千米，如果他们运气好的话，完全可能赶在飞机修好之前占领跑道控制机场，然后在地面上俘虏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