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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天皇的愤慨呵斥，近卫首相几乎无言以对，坂垣陆军大臣则吓得战战兢兢不敢出声。天皇终于不耐烦了，他扔给众臣一个大大问号，然后拂袖而去。宫内史官连忙记下天皇玉音，将这个最高指示载入史册。
天皇责问大臣：圣战何时休？
在随后进行的内阁会议上，大臣围绕天皇玉音进行深入领会和激烈争论，天皇的意思当然不是要休战，更不是要失败，而是要尽快解决支那事变，也就是取得胜利。内阁会议检讨从前的战争政策，决心立即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同时决定放弃“第一次近卫声明”的主旨即“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确定在占领武汉即捞回失败面子之后重提“国民政府倘能抛弃原来之错误政策……则帝国亦不加以拒绝”。也就是愿意坐下来认真和谈。
这便是后来发表的“第二次近卫声明”。
短短数月时间，日本政府一反常态出尔反尔，接连发表内容自相矛盾和无法自圆其说的所谓“近卫首相声明”，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侵略成性的日本人已经陷入难以承受之重的战争困境中。
日本情报部门根据大本营指示调整对华方针，采取分化瓦解国民政府的政策，重开与反蒋势力的秘密谈判大门。
７
心灰意冷的谈判代表高宗武准备搭乘法国客轮回国。
他本来可以直接经广州到武汉，但是为了掩人耳目，他必须绕道越南西贡再换乘法航班机回国。这是因为对日谈判是个绝密行动，万万不可引起外界猜疑。
法国客轮停靠在维多利亚港口，乘客多为前来亚洲旅游的西方游客。当高宗武匆匆赶到码头，殷勤的服务生准备将客人皮箱送上船时，一个西服革履的日本人像影子一样出现在他的身边。彬彬有礼的日本人手持一束鲜花，那束花既不是祝福朋友平安的石竹玉兰，也不是被西方人视为友谊象征的郁金香，而是被当作某种礼遇的黄菊花。高宗武几乎惊呆了，因为来人不是别人，正是久未露面的日本间谍头子伊藤芳男。
伊藤笑吟吟地说：我特意赶来给高先生送行，但是本人私下认为，阁下应该乘坐的不是这条法国船，而是另外一条。不知道高先生意下如何？
他用手一指，那条“另外的船”就是停泊在同一港口的日本客轮“日之丸”号。
高宗武大喜过望。他本来灰心丧气无功而返，不料最后一刻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当然不是他的所谓诚意感动日本人，而是日本人的需要成就了他的使命。
高宗武成为抗战爆发之后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国民政府外交特使，不过他代表的不是国民政府而是汪精卫集团。高特使秘密访日长达十七天，受到日本阁员亲自接见，并就汪精卫脱离国民党和重组南京政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初步协议，由此拉开一段大汉奸汪精卫出走以及投靠日本人的历史序幕。
第二十五章大撤退
１
我父亲一家直到七月末也没能撤出武汉。
大撤退伊始，由于船只车辆都被政府征用，裕华纱厂机器设备堆积如山，但是我爷爷张松樵回天乏术，眼看日本人逼近却难有作为。如果没有足够的船只和运输工具，我爷爷和他的家人还有他视同生命的工厂就等于统统判处死刑。
这时候他看到黄河决口的悲惨新闻。
我父亲说，六月中旬武汉各报纸纷纷报道了日机野蛮轰炸花园口大堤和黄河决口的重大事件，还配有若干记者发自郑州前线的照片。我爷爷一打开报纸就惊呆了，他连忙派人前往河南老家打探消息，过不多久那人回来报告说，火车只开到鄂、豫交界处就不走了，听说河南方向桥梁坍塌，豫中、豫东已成泛区，而铁道沿线所见都是逃难灾民，如此云云。另有消息说日本人亦为洪水所阻，已经退回徐州去了。日本人撤退的消息虽然令张松樵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是那段时间老人家忧心忡忡愁眉不展，常常独自站在江边发呆。
黄河改道的消息震惊全国，黄泛区立即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黄泛区的种种惨况，武汉各慈善机构和社会团体纷纷组织赈灾活动，呼吁救助无家可归的黄泛区同胞。不久就有成群结队的北方难民出现在武汉街头，他们沿街乞讨其状甚惨，令人不由得一掬同情之泪。父亲说，有一天家门外来了一个陌生人，他拄着一根打狗棍，身披破麻袋片，分明是个衣衫褴褛形同枯槁的白胡子乞丐。但是张松樵快步迎出门去，他老人家当场双膝下跪，抱住老乞丐痛哭失声。
白胡子乞丐就是来自河南老家的我大爷。
张松樵在家中设下灵堂，带领全家人面北而跪，朝着那片黄水滔天的祖宗血脉之地重重磕下几个响头。后来我大爷随我父亲一家逃难去了重庆，距离他受苦受难的中原故乡越来越远，直到１９４０年去世，葬于重庆黄角垭，日本人发动的侵略战争令这位饱受苦难的河南老人再也没能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
２
来自北方的战争压力一旦缓解，陷入瘫痪的政府职能迅速恢复运转，武汉街头的电灯重新亮起来，商店开门做生意，郊区的粮食蔬菜摆上市民的餐桌，警察上街巡逻，像流行病那样蔓延的恐慌和犯罪势头得到有效控制。一些已经转入地下的抗日救亡团体重新活跃在街头上，抗日集会和群众游行再度呈现轰轰烈烈之势，社会秩序不再混乱，人心得以稳定，不再那么谈“日”色变和惊慌失措。
政府部门组织的撤退工作也大有起色，每天都有来自全国的空车皮和车辆源源不断地驶入武汉，而从长江上游赶来支援的机器船和木船的队伍也络绎不绝。交通委员会每天都要发布交通公示，将政府机关、工厂学校、社会团体和民众纳入分期分批的撤退计划，组织他们分别向湖南、广西、四川和西北地区疏散。总之，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获得一个来之不易的喘息之机，从而避免重蹈南京陷落时那种争相逃命的悲剧覆辙。
抗战前夕的１９３６年，国民政府发起一场旨在筹集抗战资金的“献机祝寿”运动，湖北省总共捐献飞机三架，其中一架为张松樵个人认捐（十万大洋）。１９３８年７月７日，武汉各界隆重纪念抗战一周年“国耻日”，同时宣布发起为期三天声势浩大的“抗战献金运动”，这次捐款的主要用途是救济灾区。
据《新华日报》载：毛泽东等中共参议员宣布，将国民议会的当月薪水捐献出来救助黄水灾区。许多社会贤达、知名人士纷纷慷慨解囊，市民踊跃认捐，连乞丐和监狱里的犯人都掏出身上仅有的硬币，还有一群小学生主动绝食一天，把饭钱捐给灾区。
总之，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事迹比比皆是。
这时张松樵作出一个惊人决定，宣布要向黄水灾区捐献一笔巨款，这笔巨款的数目相当于救助一万个难民吃整整一年的粮食。
张松樵的决定遭到所有亲友反对。
当时裕华纱厂搬迁受挫前途未卜，远在重庆的新厂区还是一片空地百废待兴，而张松樵的个人资金状况也相当不妙：战争不仅破坏工厂生产，而且令他失去许多市场，固定资产大大缩水，流动资金捉襟见肘等等。此时人人都很清楚，工厂搬迁过程中每分钱都很重要，都应当花在刀刃上，何况流动资金等于工厂的血液，是工厂重建和恢复生产的根本保证。他们纷纷劝阻道，灾区那么大，受灾民众那么多，你就是把工厂全部捐出去也不过杯水车薪啊！何况抗战是全民族的大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你捐出那么一点聊表寸心就行了，何苦把自己填进战争的无底洞里去呢？
但是张松樵是个固执的老人，他早已过了那种心血来潮的年纪，一旦作出决定便很难改变。只有我奶奶柳韵贤理解她的丈夫，她清楚这个比她大三十二岁的男人永远都是河南老邓家的血脉传人，他的血管里流淌着比火焰还要炽烈的血液，这片热血炙烤着他的灵魂，令他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所以他必须以这种超乎寻常的方式报恩。于是我奶奶当着全家宣布一个决定：工厂是你的，我和孩子也是你的……我们跟你一道捐。
我奶奶再次变现了属于她个人名下的全部财产，包括房屋、嫁妆和私房钱，变卖金银首饰，从而使我爷爷捐款赈灾的心愿得以圆满实现。
３
１９３８年６月，武汉大本营下令集中一百多万部队，其中包括几乎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