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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聪明点，不要选像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这样衰落的铁路公司的股票。”当然，随即我按略有赢利的价格卖掉了我的一份来了结此事。我想像得出，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肯定也给可敬的沃纳先生以同样的训斥。
但是后来，轮到公司听从我的建议，而不是我听公司的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正是同一家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铁路公司的普通股股票，要进行一次非同寻常的财务运作（这种运作正是我今后所擅长的计算方法的一个实例），我说服了我的公司去从事这一运作。“小猫”铁路公司现在破产了（这验证了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对我早些时候初次尝试的批评）。该公司采取了一个重组计划，普通股股东只享有购买重组后的新公司股票的权利。该股票实际上人们认为毫无价值，因此每股只卖50美分。我向我的合伙人指出，要完成这个计划至少需要一年时间。与此同时，老的“小猫”股票将与新股票一样以同样便宜的价格出售。换句话说，如果新股票从现在的指导价上升1美元的话，老股票的价值也会上升1美元，那就意味着在老股票上的投资获得了200％的回报。事实上，在任何市场繁荣时期，在铁路公司股票方面赚取了3个或4个百分点是平常的事，如果损失，最多只有半个百分点。NH＆L公司的合伙人在原则上反对公司进行任何投机活动。（虽然当他们的客户沉溺于、甚至过度沉溺于投机行为时，他们是很高兴的。）但是这次，我的逻辑战胜了他们的疑点。我们买了5000股。到了第二年，我们的利润是5000股的金额的6倍。
作为华尔街上一名别具特色的操作员，我的事业是从1915年真正开始的，那时古根海姆勘探公司（Guggenheim Explorationpany）正要实行一个分解计划。该公司在几个重要铜矿都拥有大量股权——即内华达（Nevada）、奇诺（Chino）、雷统一（RayConsolidated）以及犹他（Utah）——这些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都交投活跃。当古根海姆公司提出分解计划并将其持有的股权按比例分给股东的时候，我计算出当时该公司所持股票的市场总值要高于公司本身的股票价格。因此，这就存在一个实际上是很保险的套利获利机会，你只需在买进古根海姆公司股票的同时卖出奇诺、内华达、雷统一及犹他公司的股票。可能存在的风险是：①股东不批准分解计划；②由于法律诉讼及其他麻烦事引起的耽搁；③要把售出股票的短头寸维持至它们真正发放到古根海姆公司的股东手中是有一定困难的。
这些风险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我建议公司采取行动，公司于是做了一笔数目不大的股票套利。我还向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作出同样建议。我记得哈罗德·罗斯建议我替他操作整个过程，并且答应把20％的利润给我。这样，我完成了第一次套利任务，后来证明套利是我学习和行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分解计划在没有任何麻烦的情况下完成了，实现的利润也正如我计算的那样；大家都很高兴，我就更不用说了。
1915—1916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股市大牛年：那时美国还未卷入战争，从英国和法国的军火及供给品订单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股票价格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初遭受巨挫，但此时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我们公司的业务也欣欣向荣。我发现自己已承担了许许多多的职责，我不仅要做统计、证券分析，要写财务报告，而且在出纳员忙得不可开交时，我还得做他的助手。在当时华尔街的那些公司里，出纳员是后台部门的头头，要负责证券的交割、活期放款和定期放款，以及所有的簿记工作。我们的出纳员是赫德先生。大家认为他是一个乖戾的、爱嘲讽别人的暴君。但是我与他合作得非常顺利，他似乎很欣赏我对他的帮助。实际上，有一天当公司决定在对我连续几次加薪之后（每星期加5美元或10美元）再次对我加薪（这次可能是把我的周薪从25美元增加到30美元）时，他把已增加的工资递给我，很粗暴地说道：“到了你该清醒的时候了！”
1916年9月，我的工资已增加到每周50美元，我决意冒一次险，正式向海兹尔求婚——她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在11月我们搞了个订婚晚会，宾主频频举杯，畅饮香槟；晚会上还收到许多电报。不过其中有一封电报不是祝贺我们订婚的，而是关于我服兵役的通知。这对我来说是件很棘手的事，我必须尽可能以坦率、诚实的态度来加以处理。
1917年4月，我国对德国宣战。随即在纽约州的匹兹堡成立了一个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准备向即将成立的大部队提供初级军官。我决定去报名参加训练营，希望能获得少尉军衔。我带了一堆令人敬畏的推荐信——包括列奥尼德·伍德将军、米切姆上校（加文纳斯岛的指挥官）以及弗雷德里克·凯佩尔（以前是我的校长，现任助理作战部长）的热情洋溢的推荐信。有了这些靠山，我觉得自己肯定会被训练营录取，可以开始实施我的计划，尽管母亲和海兹尔感到很伤心。但是我很快就失望了。我收到一封简略的便条，上面写着根据军队的政策，只有美国公民才能成为预备役军官。因为我是一名英国人，他们无法考虑我的申请。我的那一堆推荐信也随信寄回。
这给我的家庭和我个人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当时我的两个哥哥赚钱比较少，而我是家庭预算的主要来源。如果能拿到军官工资，我可以继续赡养母亲；如果只能拿士兵津贴，赡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到时候只能让我的两个兄弟去参军，我则继续干我的职业，同时申请豁免兵役以赡养母亲。我很不情愿地同意了，因为我确实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能使年轻人为了祖国而去冲锋杀敌。（我认为我四分之三的国籍是美国，其余四分之一是英国，她们都需要我的服务，我极其愿意为她们效劳。）
海兹尔和我已为6月份的婚礼筹划了很长时间。当我向军官训练营递交申请书的时候，我曾向她暗示我们的婚礼有可能无限期地推迟。但是在训练营表示不录取我之后，我似乎不可能服兵役了。于是我们决定举行婚礼，尽管当时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婚礼于1917年6月3日在新娘的寓所里顺利进行。那天早上，我和西·科恩，阿尔奇·伦敦在亨特斯波特公寓的网球场激烈地比赛了几场。当我和海兹尔出发到弗吉尼亚的旧康福特角度蜜月时，我还带着我的网球拍。我的岳母评论我临行时的模样说：“个子瘦小，脸庞光滑，胁下夹个网球拍，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个新郎。”也许这个观察带有一点预言性质。在许多星期天的早上，你能够看到我一大早就神采奕奕地来到网球场，而不是躺在家中的床上。
我的哥哥利昂在我婚礼的前几天同南莉结婚了，因为新娘的家庭很讲究传统习俗，认为弟弟比哥哥先结婚是不合适的。利昂不久后去了部队，由于他曾在国民警卫队受训过几年时间，于是被送入军官训练营（他没有美国国籍这个问题竟得到了迅速解决），并且成为军需供应部队的一名少尉。他在印第安那普里斯聋哑人收留所里参加了大部分“战斗”，这个收留所已由美军占领，变成一个军事基地。维克多后来也应召入伍，但直到战争结束，他还待在美国。
大约在1917年底，我来到兵役办事处，办理申请豁免兵役的事宜。那时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快要出生了。办事处询问了有关我婚姻的一些情况，对我在去年11月订婚时收到的那份通知电报印象深刻。尽管办事处的办事员对我很有礼貌，我还是感到羞愧。我诚恳地解释道，家庭责任迫使我提出这令人困窘的豁免申请，如果办事处认为我必须马上或在迟些时候服兵役的话，我会接受这个决定并因此得到个人的心理解脱。但是我的豁免申请还是得到了批准。
与此同时，我开始了一个准军事生涯。由于国民警卫队都去参战了，一个名叫纽约州立警卫队的新机构来取代它执行任务。我成了第二十二工兵团第M连的一员。我们在第二十二工兵团的真正大本营，即百老汇附近第168街的军械库里进行操练。我们每周操练一次，每月检阅一次，操练内容各式各样，其中包括扮演米歇尔市长葬礼仪式上的仪仗兵。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是我们的上校，荣誉乐队指挥是大名鼎鼎的维克多·赫伯特。我还记得，我们的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