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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广州5千余人集会，一致要求南京出兵“夷平”西安。
16日，就是《敬告民众书》发表的次日，民国历史上最大的请愿浪潮在南京卷起。这一天，500余名下级军官通电“讨伐”，海军“全体官兵”通电讨伐，南京体育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回教公会通电讨伐，南京217家报社、杂志社通电……
南京数万童子军组织了“讨逆服务团”；从这个被蓝衣社控制得最深的组织开始，成千上万的机关、团体、学校，号称百万之众，一同筹备南京“讨张靖难大会”。
风潮在短短的一天里，一波接一波地冲击着聚集在丁家桥的大人物。这些大人物或别有用心，或难得糊涂，他们在当晚的会议上，纷纷以民意代表自居，认为和谈是逆流，南京应毫不手软，夷平西安连同蒋介石也“在所不惜”！
这一天午后，丁家桥单方面地撕毁了对宋美龄的许诺。他们推选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并命令已挺进至华阴县的桂永清教导总队，担任陇海线的“正面攻击军”，胡宗南一部、关麟征全师协同作战，三面夹击西安。
“讨伐”短暂地成为主流了。同时，贺衷寒利用他兼任的新闻检查总局局长身份，严令各检查单位，从17日起，不许任何报刊鼓吹和解。违者可以“异党疑犯”名义，逮捕入狱。
除了孤独的宋美龄和她的内亲外戚，南京听不到任何“和谈”论调了。几十年后，那些讨伐浪潮的策动者还不无得意地谈到，“力行社之主张武力讨乱，其组织能动员实际的武力、舆论和群众，是其主张之后盾”。
也是这一夜，贺衷寒炮制、导演的讨伐大戏，在南京炮标礼堂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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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夜，按照贺衷寒的安排，在南京的近二千名蓝衣社军官，以一种肃穆、沉痛的表情步入炮标大礼堂。他们严严实实地穿着军装；但这又是开天辟地的荒唐一幕：一些人的军帽底下，垂着白色布带；更多的人或在腰间、或在臂上扎着白布。在一大片灰色、烟黄色的将校制服中，一小片一小片的白色显得异常醒目。
白色映衬着弧顶墙面上的硕大的蒋介石半身像。它把威严的礼堂装扮成一个灵堂，使军装成为孝服。贺衷寒挺身而上讲台，满脸疲惫，眼中满是泪水。他双眼略显低沉地环视过一排一排的军人后，开始了简短、有力的讨伐动员。
动员只进行了短短的三五分钟。接着，贺衷寒领着与会者喊起了誓师口号：“武装起来、开赴潼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
2000个军人的喉咙，几乎使口号声冲破了屋顶。动员结束后，校尉军官步出炮标礼堂，“随时待命”。300余名将官则在贺衷寒、邓文仪的主持下，使“白衣誓师”变成为一个军事部署会议。其第一个安排，就是命令洛阳飞机于次日清晨出动，轰炸西安。
第二个安排命令桂永清等部以民国无可匹敌的火力，摧毁一切敌对防线，使装甲战车直抵西安的灰色城墙。
第三个安排，则是对何应钦进行“逼宫”。贺衷寒携带300余人的联名要求函，前往丁家桥，要求以刚刚从南京各个角落冒出来的“失业同学”为骨干，组建编制为3个甲等师的讨逆军，由贺衷寒亲任军长。
作出这三个安排后，贺衷寒迈步走出礼堂，一步步地走下台阶。
所谓“白衣誓师”，是蓝衣社在日暮途穷之际的一场大戏。它为的是向南京展示自己的气魄、实力，以达到“不战屈人之兵”的目的。
当天深夜，从炮标礼堂匆匆赶到朝天宫的贺衷寒、邓文仪，紧急邀约陈立夫。他们代表蓝衣社向陈立夫提议，为“安定社会、应付急变”，CC团“应该”专管党务方面，军队与社会、青年由蓝衣社负责。
晚年邓文仪曾谈到，“陈立夫未作任何回答”。
紧接着，在何应钦那里，这两个人也碰了一鼻子灰。当贺衷寒向何应钦要一个军的讨逆部队时，何应钦当面责备他是“火中取栗”。
“白衣誓师”、“坐地分赃”、要部队，这些明目张胆的举动，使南京官场开始众口一声地认为，贺衷寒“胸怀异志”，有“当董卓、曹操的野心”。
它也恍若一瓢冷水，浇在了何应钦的头上。何应钦的主战决心渐渐动摇了。主战气焰在它达到最旺盛的当天晚上，就开始缓慢地熄灭。
几个月后，美国驻华大使詹姆生曾向国务院递交一份备忘录，记载了当时在南京的一些外国人，对“白衣誓师”的观察：
“……发现了南京有人想藉轰炸西安而事实上要毁灭委员长的一个阴谋。令人惊讶的是，这个阴谋，由新生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邓将军发起。邓将军组织了一批在德国和意大利受训、并同情法西斯的青年军官。他和他最亲密的一个同事，在南京的一个大礼堂，组织这些军官穿着白衣。在中国人的习惯里，白衣意味死亡。他们以此表达让委员长和西安一同毁灭的决心……”
“白衣誓师”浇灭了何应钦的利令智昏，也浸濡了南京的主战火焰。接着浸濡它的，是在大半个北中国飘飘扬扬的漫天大雪。
16日的丁家桥“讨伐令”、炮标礼堂誓师，曾给西安带来巨大恐慌。史沫特莱获知这一消息后，和数万西安部队一样，仿佛掉进了冰窖。她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内战看来已不可避免了……”
接着，负责戍卫西安的杨虎城部队爆发了小规模骚乱。一小群军官醉醺醺地冲进张学良寓所，指责张学良把他们拖进“死无葬身之地”。他们并扬言，只要第一颗炸弹在城内爆炸，就立即枪毙蒋介石。
张学良被逼无奈，他来到交通银行大楼的地下室，以“扩情兄”的称谓，请求一向尊重他的曾扩情，发表广播讲话。当夜，许多南京、上海的中产居民，在家里听到了曾扩情那沙哑、口音厚重的声音。讲话很简短，先信誓旦旦地保证“委员长尚在世”，随后呼吁南京方面“慎重处事”。
但当夜，西安、南京都混乱一团，这篇讲话像一粒掷进水面的小石子，迅速被各种猜测乃至小道消息给吞没了。
战争的车轮似乎没有人能够阻止了。只要17日的太阳一升起，来自洛阳的飞机，就会以低空俯冲、不可一世的姿态，将一颗颗500磅重的炸弹，投向这个古老的城市。刚满50岁的蒋介石，也将在第一声爆炸响起时，化作一股黑烟。
但次日，是天气而不是任何人阻止住了战争。17日清晨，一架架飞机逼近陕西时，飞行员都看到了飘洒的大雪、寒洌的气流。他们只能将炸弹投掷在华山、平汉铁路一线，然后无功而返。
18日依然大雪。
这宝贵的两天，连同弥漫在南京官场、西安孤城的一种极端微妙的“患得患失”心态，被两个极其杰出的人物把握住了。第一个是宋美龄。这个原本濒临绝望的女人，发觉已没有人再敢当众侮辱她了。事变已经一周，善于窥测时机的官僚心下都在嘀咕：夜长梦多，他们正走在一条伸手不见五指的官场黑胡同里，不明哲，必定不能保身。
也就是说，在漫长的一周后，由于形势的莫测，蒋介石的“威望”又令人啼笑皆非地重建起来。这一点立即被宋美龄把握住了。
“患得患失”的神经贯穿着无比压抑的孤城西安。这一点，也被一个于17日冒雪从保安飞抵西安的传奇人物把握住了。
这个人就是周恩来。在西安，他迅速成为六神无主的张、杨的主心骨。他不仅帮助宋美龄保住了蒋介石的性命，还帮助2万余名长征壮士，把握住了未来的历史。
19日，大雪初停，西北、中原都风和日丽。在早晨清新的阳光下，准备轰炸西安的各地空军正整装待发。此时，一架从西安来的飞机先到洛阳，几个小时后又降落在南京。被俘的南京高官蒋鼎文，携带蒋介石致洛阳机场、丁家桥的手书回到南京。
这份手令措辞温和，然而不容抗拒地勒令何应钦、贺衷寒，“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手令在丁家桥引起震动，大批“元老”、政学系官僚和CC团人物起而支持宋美龄、孔祥熙。
主战派大势已去。但此时的贺衷寒、邓文仪，却极为牵强地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蒋介石手令末尾的“顺颂戎祉”四字。
晚年邓文仪谈到，“……落款为‘戎祉’二字。因干事们都很熟悉蒋氏的习惯，在习惯上蒋氏不会用‘戎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