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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无声、暗淡地过着。不久，陈惘子又邂逅了他的小学同学华克之。是时，华克之刚刚抵达上海，没有住所，也搬进了打浦桥。
华克之之后，是张维、孙凤海。四人都是放荡不羁、穷困潦倒的子弟，又都是“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慷慨悲歌之士。于是一见如故，以月租15元的价格，租下了阁楼的全部三个房间。
四人以兄弟相称，华克之为长兄，其次张维、陈惘子，孙凤海是“四弟”。他们经常借酒以浇胸中块垒。一次，读到五言诗“至宝有本性，钢精无与焘，可使寸寸断，不能绕指柔”时，古代侠客遗留在这四个人身上的风气，使他们“感愤兴起，拔剑击柱”。
他们也渐渐地结交了一些朋友。每有客人到阁楼喝酒、过夜时，主人就打开地铺，而后一醉方休。
这些朋友中，有一个叫陈光国的人。他是南京著名的“花牌楼”书店老板，此外，他还有三个秘密身份：他是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在宁沪组织的一个反蒋秘密团体“神州国光社”的骨干；是蓝衣社总社的助理书记；最后，他还是南京军委会国民军训处处长丰悌的私人秘书。
在蓝衣社的7任书记中，最让人觉得面目模糊、并且下场最悲惨的，当数丰悌。丰悌字力余，1903年生，湖南湘阴县人。他家境贫寒、早年丧父，由母亲辛苦抚养。少年时曾因贫辍学，在家乡县城的一家丝绸店当学徒。后几经辗转，才考上黄埔，跻身人才济济的一期行列，从而阅历、际会时代风云。
这相似于蓝衣社大多数魁首的早年阅历。参与发起力行社后，1932年夏天，丰悌前往柏林，担任驻德使馆武官。正是蓝衣社派遣大批干部考察德意的时期，在欧洲，丰悌以“地主”便利，渐渐笼络了一批骨干，成为“留欧派”首领。
按常理，像丰悌这样的出身，他应该会成为一个爱惜机会、善于察言观色、手段狡黠的官场老手，但史料勾勒出了一个野心勃勃、才华过人，同时刚愎小气、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倒霉蛋形象。
2
1932年，南京颁布《国民军训条例》，试图效仿日本，制造一种全社会的尚武气息。军训分学生、壮丁、普通公民三部分，其中，被视为民国希望的大中学生是军训的重点。1933年夏天，军训已推行至17省，受训学校178所，但被认为“成绩低劣”。几千名大学生更联名上书教育部，要求免除军训。
1933年9月，从德国回到南京的丰悌，出任军委会国民军训处处长。他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在各省市强力推行“军训委员会”。到他出任书记长之际，军训组织终于健全。各地主任如南京的何志浩、武汉的阮齐、浙江的郑炳庚等，清一色是蓝衣社首脑。
出任书记长后，丰悌更不遗余力，他要从仪式、宣传、制度等着手，制造尚武潮流。他并意欲通过军训，制造蓝衣社再一个“复兴狂飙”。
1935年2月，他在南京召集宁沪特别区的大中学校长会议，提出对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具体措施从每日行升旗礼、分区会操开始。短短三两个月时间，学校升旗、会操的景象，从宁沪蔓延出去，风行于全国。
随后，1935年夏天，正是3万人马从华北撤退到西北的暗淡辰光，许多学生都已收拾好了行李，准备动身回家。但此时，无数教师都苦着一张脸，无可奈何地说：在校大学生以及当年的中学毕业生，暑期不能回家了。按照修改过的《军训法》，倘若不参加为期3个月的军训，大学生将不能获得毕业证书，中学毕业生将不能升学。
这个修改过的法令，四两拨千斤地把几万名学生滞留在了宁沪。此外，各码头、车行、纺织工会的工头，也纷纷告知那些卑贱的挑夫、车夫、女工，要参加历时半月的军训，否则他们所在的工厂与码头将被吊销营业执照。
学生、工人之后，是邮电、铁路、海员等行业的职员。一个个的强硬性举措，使宁沪特别区迅速地变成一个大兵营。
短短几天时间，宁沪地区10余万和平居民，被召集到各军营和学校的操场接受军训。桂永清、马超俊等人瓜分了学生、挑夫、车夫、妇女四个总队的职务。桂永清的教导总队迅速抽调几千名军人，担任各队班长，吉简章的宪兵团更倾巢出动担任分队长。
学生队主要进行战术训练。壮丁队、妇女队则被划分成交通、救护、运输、防空、消防、通讯等勤务队。数以十万计拿惯笔杆子、锄头或针线的人，生平第一次地操持起枪杆和刀片。一时之间，“立正”、“稍息”的吆喝声，响彻了宁沪的天空；“橐”、“橐”的整齐步伐不仅扬起了漫天尘土，也使战争的阴霾密布了大街小巷。
军训使中华民国升腾起了一种新气象。当时的主要报纸如《申报》，连篇累牍地记录着这种气象，“现南昌朝夕各处升降旗时，妇孺皆知致敬，几无一人不识唱党歌”；“宁沪学生见蒋委员长像者，以至闲谈至蒋委员长者，皆知肃立”。
民众军训像潮水一般地涌来，也像潮水一般地退去。到8月，农田、工厂的活又开始忙起来了，普通居民都纷纷回到了日常生计。此时还在接受军训的，是二三十万名大中学生。他们的军训也转眼就要结束了。
这时，丰悌所试图制造的第二轮“复兴狂飙”，悄悄地拉开了序幕。
第二轮“复兴狂飙”的最主要对象是学生。几十年后，康泽在战犯营里写到，按照丰悌的指令，军训一开始，蓝衣社就“……下大力气在军训学生里发展组织”。
密布在17个省、数以千计的军训教官，在整整3个月的军训时间里，以各种各样的说辞，在操场、食堂、弄巷、密室向学生推销蓝衣社。
朝天宫的指令是发展7％到10％的军训学生，但贪功求大的各地首脑、骨干哪里顾得上这个约束？许多地方出现了整个中队，甚至整个大队集体入社的现象。
康泽回忆：那一段时间，“仅仅上海，每周都有几百人入社。”
到8月，仅仅上海支社就新增成员六七千人。肖作霖更亲眼目睹了朝天宫组织处每天都接受数以千计的入社表格，全处几十名工作人员天天加班、但仍然疲于应付的景象。他估计，3个月内，全国范围新增学生成员当在四五万人以上。
这股喧嚣甚上的复兴狂潮，一路延续到1935年的秋冬。但此时，两个被称为“严重事件”的小插曲在朝天宫发生了。它是后来震惊民国的一次暗杀的伏笔。
3
一直到台湾时期，林培琛仍困惑于发生在1935年深秋的两个蹊跷事件。它都和《司令塔》杂志有关。
从筹备力行社开始，《司令塔》，这个只有七八页纸，64开本的期刊，就是力行社的绝密刊物。它维系着从二郎庙到明瓦廊、朝天宫指令的上行下达，即便此时社员已多达30万，但能参阅到这个刊物的，仍只有寥寥300余人。
但到8月间，莫斯科的共产党领袖王明代表中共发表《八一宣言》时，出现“蓝衣社的北方领袖曾扩情”等字样。它使朝天宫警觉到“泄密”的危险。与此同时，戴笠警告朝天宫：在近期截获的几本共产党秘密刊物中，均发现蓝衣社绝密文件。一些文件几乎一字不差直接转引自《司令塔》。
这个警告让涣散的朝天宫呆如木鸡，手足冰凉。毫无疑问，已有“异党”分子进入了朝天宫。那么他是谁呢？
9月份，新一期《司令塔》出版了。这一期《司令塔》，更令阅读到它的300名力行社成员惊诧不已。每本杂志里都夹杂着两页传单，传单直指汪精卫是“卖国贼”。在华北溃退后6月15日汪精卫仍主持了中日两国使馆升级，这是卖国的明证。
这倒也罢了。另一页传单更是激烈。它开篇谈到，作为反日、锄奸组织，蓝衣社有义务刺杀汪精卫。随后的寥寥几百字，即是一份石破天惊的刺杀计划。
自汪精卫主张对日妥协、并推动中日建立大使级关系以来，蒋、汪关系急剧恶化。6月30日，汪精卫称病离开南京，前往上海；7月15日移居青岛；8月8日，他电告南京，申请辞去行政院长、外交部长职务。在他的带动下，留日出身的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也要求辞职。
随着“华北自治”风潮的日渐卷起，千万民众都把汪、唐二人视为“卖国贼”。市井道路充斥着“斩汪、唐以谢国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