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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一年，你们要‘拿出正大的主张’，要‘严密地组织起来’。当时，我就说你们今天组织起来，明天就要闹小团体，就要闹矛盾……时过两年，现在这个团体，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样质问后，他开始历数明瓦廊的幼稚、冒失、文牍习气、官僚作派、倾轧苗头。他公务繁忙，但明瓦廊丝毫不予体恤，反而动辄上《万言书》。这些《万言书》下笔千言，实无一物，执笔人却不以为耻，“而引以自豪”。他从不自居国家领袖、黄埔师长，更忽略了自己的身兼蓝衣社社长，仅仅是“我比你们年长20岁，经验上要丰富”，因此，他才善意规劝社员，“但一再规劝，你们只当耳边风”。
这些规劝是什么呢？他简略地回顾：早在1932年9月，他就曾严令腾杰、康泽，“社会（民间）所荐之人多不称职，也有腐化与欺妄招摇求借等恶习……应切实负责考核”（《蒋公日记》）。但明瓦廊还是贪功求大，盲目发展人员。因为没有听从他的规劝，贪污、腐化已经在基层渐渐滋生。何止基层？何止贪污腐败？力行社几个月前惊爆的“李安定案”，在蒋介石看来，已足以说明力行社堕落到了何种程度。
李安定是蓝衣社的福建书记。戴笠秘密瓦解“闽变”时，他得到李安定与广东陈济棠方面有相当勾结的证据。1933年底，李安定被扣以私贩鸦片的罪名，在南京处决。
“一个李安定死了，又来了一个余洒度！”蒋介石的声音蓦然抬高，他当场出示了北平蒋孝先的一份电报：“余洒度身为前共匪分子，本以为已昭然自新，并期以华北中央化厚望。孰料贼性难改，在华北走私吗啡，牟取暴利。已电令蒋孝先将其枪决正法！”
与吃里扒外、走私毒品相比，“党同伐异”虽然不是什么罪名，但更是明瓦廊一直的顽疾！说到这里，蒋介石继续加重了语气。他带着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腔调，回顾了1933年他的多次告诫，“不要打小报告”、“不要闹小组织”。回顾了几个月前，他甚至有些无可奈何地告诫的，“不要党同伐异，眼光要远，要知晓水涨船高的道理”。
“……但你们幼稚、狂妄、不懂！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剩下的，都是脑后长反骨的，要自己当领袖的。都是昏聩的，忘记了日本是怎样欺负我们，赤匪是怎样处心积虑要打垮我们的！……”蒋介石掷地有声地总结，回音嗡嗡作响，甚至使会议室里的电灯不时明灭。
会议室一片寂静。蒋介石的眼睛，却似乎有些冷漠了。他环顾了一圈屏声静息，或面如土色、或一脸深思的听众。
这个眼神震慑了会场。于是，他的声音低了下来，缓缓说道：
“几月之内，接连发生两案，君山是不适宜再当这个书记了。新的书记人选，也不要再是同学了。是同学，就会窝里斗……我提议由健群来替君山……或者，党同伐异的恶习，腐化安逸的恶习，能就此消弭？”
他似乎是自问自答。但他的眼光，已经和会议室里的几十双眼睛，一起转移到了在角落里的刘健群身上。刘健群略显拘谨、不安，他站了起来。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刘健群做了简短的就职讲话。这个就职讲话大约只持续了三五分钟。讲过几句“惶恐”、“精诚团结”等场面话后，他宣布了几个不大不小的决定。
第一个决定是总社“书记”一职从此改称“书记长”，以有别各分社、支社、区社书记。力行社书记长也是同志会、复兴社的书记长，以“统制事权”。
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力行社的名存实亡。接着，他宣布社址从明瓦廊搬迁至朝天宫，各会、社、处合并办公。
第三个也是比较实质的一个决定，是曾扩情接替他本人，赴北平出任华北军分会政训处主任、华北蓝衣社书记。这个决定让多数的与会者既感到意外、又多少有些不满：娶有姨太太、且私生活有那么多“污点”的曾扩情，怎么能担此重责呢？
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径直起身，戴上军帽，而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会议室。刘健群紧随其后，迅速又撑起了雨伞。这两个人消失后，其他人也悄无声息地，一个接一个从孤零零的贺衷寒身边走出。
不一会，会议室里又只剩下了一个贺衷寒，一个不知道如何劝慰他的林培琛。
3
新任书记长面对的是一个勾心斗角的组织。
“西南派”的半独立早已是路人皆知的事实了。别动队革新江西、威震民国后，“别动队——西南青年社——淞沪基层”这三轴力量终于成形。它与“孙文主义学会”的湖南派早已有了分庭抗礼之势。
此时蒋介石不过48岁，但“蒋后接班人”的话题在力行社内早已显得时髦。被认为有可能成为“接班人”的，最早是“螟蛉子”刘健群，接着是“政治领袖”贺衷寒，但此时，许多人却把目光对准了康泽。
康泽也有志于成为蒋介石的“接班人”。这个苦寒青年的这种“志气”，过去是潜伏的，此时却以一种极端狂妄、极端草率的方式来表达。他曾经对易明德宣称，他自己有志于“做中国的斯大林”！
而在1933年的漫长日子里，还有一个刻苦、廉洁、小个子的“大将军”，不声不响制造了一个“浙江派”。
“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是黄埔流传9年的口头禅。但这个“大将军”真的像此时蒋介石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单纯、本色的军人吗？
与贺衷寒一样，胡宗南是一个身后褒贬不一、评价纷纭的人物。围绕他的为人、为事、为功，各种说法泾渭分明。比如，民国或官办或民办的大小报刊，曾连篇累牍，视他为民国罕见的“清官”、能吏，其廉洁刻苦的名声，民国无出其右。但同时，民间也悄悄地流传着他“逼父”、“害妻”的故事，勾勒出来的，是一个天性凉薄、毫无人寰的形象。
他被称“治军严整”，凡事亲历亲行，与士卒同甘苦，有古代名将遗风；但另一方面，除河口一役，他毕生败绩累累，被称“草包将军”、“败北将军”。誉者，视他为民国基石，毁者，则视他为乱国臣子。
潜伏在这样纷纭说法底下的，是贯穿胡宗南一生的勃勃野心，他的“王霸雄图”。
1932年在励志社大会上，胡宗南没有入选蓝衣社干事会，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作为一个深谙官场黑幕的军人，他首先效法韩信、司马懿等古代名将，扼守秦岭要地，待机而动。他将身影淡出纷乱、危机四伏的南京，但他也需要在明瓦廊找到一个政治的代言人。
选择贺衷寒还是选择戴笠？一直到1933年，戴笠的特务处还仅仅有特工100余人，只是潜伏在淞沪的一个微弱力量。但戴笠却极其主动地靠拢着他。“浙江派”大将之一，曾在戴笠之后任军统局局长的唐枞，他的日记记载了他们的谋划：“……晚上与雨农谈话到一点钟。我对他说，第一期争领导的人太多了，各不相上下，结果力量是不会集中的……”
就是在这个深夜，唐枞为戴笠勾勒了一个“胡——戴联盟”的蓝图。
“胡——戴联盟”形成后，胡宗南在蓝衣社内，依旧“不负实际责任”，并且他“从不轻易与人谈到或提及复兴社这个名称，好像他并不热衷于任何政治活动……”（肖作霖《复兴社述略》）。但正是这种貌似的淡泊超脱，“本色”的军人形象，使几个小团体都不戒备他，反过来拉拢他。他上下其手，游刃有余，成了“太保中的太保”。
湖南人、“西南派”、“浙江派”之外，还有刘健群自己的势力。
刘健群及其“嫡系”，一贯被力行社的大部分人都视为“旁支”。
“抗日宣传总队”挺进华北不久，就演变为华北各军的政训主力，所谓“安抚华北”博得了南京的一片赞誉。与此同时，北平的一个区社书记李荷曾谈到，刘健群频繁出入在各高校，“一为吸收成员，重质不重量”，其次是宣传抗日，“他在北大文学院大礼堂演讲过好几次，开始听讲人数很少，但愈来愈多，后来拥挤到有人需站在窗沿上听讲”。
这些工作使刘健群在华北的学界、民间获得了极大的名望。此外，刘健群与张学良的众多幕僚、将领，特别是实力最强的宋哲元，建立了极好的私交。一些人甚至认为，正因此刘健群才得以出任书记长。
自然，这个“旁支”不能略略染指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