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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春节，他甚至在集市上摆了一个地摊，代人写春联卖字，以这样微薄的收入帮母亲过了一个年。“康家孩子”的懂事、聪明，因此在四乡八里流传着。
如果说，邓文仪也有过依靠资助、不辍读书的阅历，那么，与邓文仪对家庭的多少轻蔑不同，康泽始终是一个“早当家”的孩子。在早年，他始终以自己单薄的身躯，维护着这个飘零于风雨中的家庭。至于他功成名就之后，他更因孝敬母亲爱护弟妹，成为南京盛传的“孝悌”典范。
如果说，在中学毕业前夕，邓文仪曾以出走的方式来抗拒结婚，并终于走进黄埔天地的话，那么康泽则恰恰相反。他父亲在世时，曾依照晚清四川广为流行的“娃娃亲”习俗，为他订下了一门亲事，但到他14岁，因家贫遭逢女方解除婚约。寒门贫户，自然无可抗争，但康泽从此“更加发奋图强”。
婚约的解除，对康泽一生的性格都有着重大影响。后来他无数次提起此事，一生都以此自我勉励。甚至，在他官居三青团头号首脑、衔至中将的时候，他的日记里还有这样的字样：“穷在闹市无人问，一旦失意，别人就敢轻辱你，过去奉承你的人就会变脸……官场和乡村，哪里有什么区分！……”
如同许许多多经历过苦寒的大人物一样，这是一个凡俗、客观、始终不失市井本色的人。早年的贫寒与“懂事”，注定了他不会有贺衷寒那样逼人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他也不会有邓文仪那“蔫辣椒”的性情，不会有丰悌不合群的特点。他辛勤中夹带着狡黠，汗水里透露着聪明，并以此辅助自己善于窥测局势、把握机会的权术本能。
是这样的形貌，形成了他令人难忘的才能。但才能之外，他的苦寒、“懂事”，一定要出人头地的雄心，也使他有着根深蒂固、市井人物般的性格弱点。几十年后，腾杰谈到他时，一方面不吝言辞地赞誉他“长策略”，是民国和陈立夫并列的两大“组织天才”之一，另一方面，也不无惋惜说他“胸襟不够宽宏”。
康泽一生的前40年有三大“成就”：蓝衣社庞大宣传系统的缔造；震动民国的“别动队”和“新江西”模式；对三民主义青年团长达7年的控制。
正是别动队使他成为蒋介石最器重的学生之一。3年多以后，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把它列为南京政权的三大成就之一；23年以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雄文里，特地把康泽和末代皇帝溥仪当作战犯成功改造的例子。提起他的别动队时，毛泽东说，康泽“并非没有可杀之罪……”
第十一章别动队
1
后来声震民国的别动队，兼有军、政、警、宪、特五大职能，被康泽称为是一贴“万应如意膏”。它首先是一个军事组织，在其鼎盛时期，它下属5个纵队，管辖着2万4千名队员和3个师的正规军。它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曾有过以一个中队（连）击退方志敏部队一个师的战例。
但它又是大半个江西、鄂东不折不扣的“军政府”。在这些地方，它建立了严密的保甲编组、“义勇壮丁队”、民兵组织，操纵着近千万居民的生杀予夺。它的势力后来还弥漫进贵州、四川，操纵了贵州全境、四川大半的政务。从1933年到抗战前夕，它在这广漠的区域内任命村镇保甲长，过问县政府工作，甚至中队长即可“代行县长职权”。
此外，它还监视民间、整饬军纪、执掌交通。南昌行营明文规定，其总数约8千人的便衣特务，任何人都有权调动当地正规军一个连的兵力，可以搭乘一切公私车辆，可以进入一切公私场所。这些特权至少在江西，是得到切实保证的。康泽记得，一次，在南昌的一家剧院，几名别动队特务看上了陈诚副官的靠前座位，为此大打出手，但事后副官却因“违反纪律”被撤职。另一次，别动队特务因临时征用一名师长用车，相持不下时，蒋介石亲自出面干涉，训斥了那个倒霉的师长。
在别动队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南京官场一直流传着它是“御林军”、“监军”，“见官大一级”的种种传说。即使是抗战爆发、康泽称“别动队不复存在了”以后，由它改编成的部队仍直接负责重庆卫戍。
对别动队，许多年以来，一些西方学者都有着种种迷惑。一方面，它推行教育、恢复生产、重建秩序，并且，由于它在贵州的政变，在四川的渗透，八年抗战才有了一个稳固的大后方；另一方面，在它短暂的5年历史里，它以上饶为中心，建立了数以百计的集中营，它并以砍头、挖心、活埋、点天灯等中世纪的野蛮手段，屠杀了数以十万计的民众。一直到1958年大修水库时，几省民工还在山野间挖出当年的骷髅和白骨，斑驳白骨上残留着火烧刀砍的痕迹，一个个骷髅的黑洞仍仰视天际。
在别动队短暂的5年历史里，它一手是“秩序”、“扶助春耕”、“复兴农村”，另一手是令人窒息的镇压、漫天的血腥和大量的死亡。它的始作俑者康泽，也有一褒一贬、截然相反的两个外号，“康青天”和“康屠夫”。
2
因为别动队的“党卫队”性质，它也一举成为已发动“第二期革命”的蒋介石，最为关注的一个蓝衣社组织。9月21日，他离开庐山，轻车简随地抵达星子县。
这一天，在略显简陋的校舍里，面对两千余名特训班成员，蒋介石发表了《革命的心法——诚》的演讲。邓文仪谈到，这是“专对力行社各级干部的特别指示”。出席演讲会的大半人员都是后来的别动队员。另外，“很多在南昌的力行社员也专程赶到星子去参加听讲”。
在硕大的孙中山和自己的画像下，一身戎装的蒋介石显得异常真诚、异常激动。这是一个不同于往昔的蒋介石。20年后，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曾访问台湾，他说在这一次的访问，以及他与蒋介石前后的几次接触中，他“从未见蒋介石笑过”。他认为这是一个“僵硬而呆板的人”。
40年代曾和蒋介石共事的另一个美国人，史迪威将军，更不屑于蒋介石的装腔作势，枯燥无味，他轻蔑地给蒋介石取了一个外号：这颗“花生米”。
不仅外国人。在连篇累牍的关于蒋介石的描述中，机械、沉闷，是几乎所有人对他的共同印象。“时势造英雄”，然而，在纷纭的大时代，这却是一个毫无个人魅力的领袖。他只是自己所代表的权力机器的符号，并且也是它的化身。南京政权一如他的面貌一般，激发不起任何人的好感。
但，1933年的这个特殊的夏天，面对自己的“党卫队”，这个僵硬呆板的人却流露出一生罕见的表情。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似乎在他那空茫的眼前浮现着。邓文仪后来描述到：“蒋氏在此次演讲中，情绪激昂感人，全场为之动容”；“蒋氏所流露的激昂态度，是他（邓文仪）追随蒋氏多年以来，从未见过的”。
他先是阐述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伟大的中国第二期革命，现在已经临到我们头上，搁在我们肩上，绝对的责无旁贷。同时，我们的成功也就在目前！”
他号召“大家要做继往开来的革命党党员，做第二期革命的先锋……我们每个人要为团体、为主义、为革命来奋斗，来牺牲！”
最后，他慷慨道：“从今以后，一定要有真诚的革命党出来！当然我做领袖，要首先以身作则，忠于主义，忠于革命，忠于全体的党员……自我今天将革命团体的特殊精神告诉你们以后，大家要真能从此共患难，同生死，如手如足，亲爱精诚！……”
两三千人鸦雀无声，静静地听完了这个长篇演讲。散会后，许多魁首、党徒掩饰不住脸上的喜悦与振奋，他们一改往日清廉的自诩，走上街头聚餐。星子县凋敝街道的酒楼、饭馆，这一天的生意几乎被蓝衣社包圆了。他们在酒桌上或窃窃私语，或谈笑风生。
几乎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在这个演讲中，蒋介石绝口不提业已腐朽的国民党。他所说的“团体”、“革命党”、“革命团体”，指的都是成员已发展到约7万人的蓝衣社。
蓝衣社作为“三大派系”之首的地位，就这样被蒋介石承认了。一直到40年后，面对自己的儿子，邓文仪都特地强调，从此，《革命的心法——诚》的演讲稿，成为蓝衣社的“基本文件”。成为它权力的依据。
但，出于“为尊者讳”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