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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社会工作。
3
“削藩”、重整军备是“第二期革命”的核心工作。它新鲜热腾、虎虎有力地弥漫于全国，并波及海外。首先被重整军备焕发出惊人热情的是华侨。当年，徐培根刚刚提出“自制飞机”的计划，海外华侨在短短一月时间，即捐款170余万元。
不久后，面向内地、普通公众的“航空爱国奖券”发行了，几年时间，它一共发行了30期，无数市民、学童踊跃认购，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认购风潮。“荣誉士兵号”、“工人号”、“妇女号”、“学生号”等飞机，一架架被送到南昌、杭州。仅其中一次的奖券发行，就募集资金650万余元。
“第二期革命”的抗日、备战内容，改变了亿兆民众的蒋介石“是一个军阀”、南京政权“不抗日”的印象。然后，“第二期革命”就和“统一”、抗日互为因果，指向了“闹华五鬼”的其他三鬼，鸦片、腐败、贫困。
这一年3月，全国禁烟委员会成立了。禁烟委员会的核心是邱开基负责的武汉缉私处。到1935年9月，总部位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特别提案赞扬中国反毒品行动的巨大成就。次日蒋介石更下令，1936年元旦为全国禁烟的最后期限。
百年烟患的根绝似乎近在眼前了。
鸦片之外，是反贫困特别是“复兴农村”。1932年的“大别山时期”，由贺衷寒主持，武汉成立了“四省农民银行”。这个银行总资本计一千万元，为破产农民提供小额低息的贷款。它的门市开始进入大别山的村村镇镇。虽然申请贷款的多数是原来的地主、土豪，但一两年后，大别山的农业，仍被认为“呈现出复兴的势头”。
“复兴农村”的关键是联省公路的兴建。1933年，“政学系”官员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七省公路计划。七省计划在三年内，修建公路二万二千公里。计划获批后，成千上万吨砂石土灰的运输，万千民工、兵士的征集，芟夷山野与沟渠的工作，一个浩荡的施工、建设场面……所有具体工作都落到了蓝衣社的头上。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江西一省在1932年修建公路720公里。次年达2千余公里。七省共筑路5千公里左右，超额完成当年任务。
禁烟、反贫困之后，是反腐败。虽然南京“清流风暴”虎头蛇尾，但这一年，蒋介石仍然根据在武汉的邱开基、在南京的周复、在江西的康泽等报告，处决了7名高级官员，以作儆尤。到夏天，“根绝腐败”的念头又进入了蒋介石的视野。在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江西工作中，至少有两分是反腐……
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期革命”。实施“第二期革命”的主力军，正是仍然潜伏的、但已相当庞大的中华复兴社。1933年8月27日的深夜，在庐山美庐别墅，蒋介石在日记里为复兴社写下了一个《宗旨》：
“革新教育、开发实业、调剂劳资、统制工商、平均地权、扶助耕农、唤起民众、注重道德、崇尚礼仪、创造武力、矢志劳动、誓服兵役、恢复领土、还我主权。”
几年后，在陕北的逼人日照下，毛泽东也从几个落网的复兴社特务口中知道了这篇《宗旨》，据说，对此他相当轻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还是曾国藩的那一套……同治中兴搞了十三年，他的中兴呢？三四年就到头了”。
但这寥寥的56字宗旨，所贯穿的，却是蒋介石全部的社会理想。他要建立的，是一个貌似朴素的半法西斯半儒教化社会。他决心从江西开始，把他半生的，从儒教徒、流民、军人到法西斯主义者的复杂阅历和经验，从个人延伸开去，转化为这么一个社会模型。
这个半法西斯半儒教化社会，也是贺衷寒的理想，是他以全部的心力和手腕，热切和激情，去百折不回地追求的。到此时，他已成为南京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不仅权势，而且声望；不仅声望，而且作为和主张。在不久后的一篇文稿里，他把这个社会实验，称为“新江西模式”。这是一个不久后就被整个中华民国熟悉的词汇。
但“新江西模式”的主角，不是他。而是康泽。
4
1933年6月下旬的一天，南京下着微蒙的细雨，长江码头一片泥泞。在夫子庙一带，卖零杂玩意的小贩很晚才出来摆摊，油纸伞三三两两，汽车、人力车零零星星。
几年了，南京不是一片骚动，就是这样的萧条。这一天，一个面目贤惠、挺着已经很显眼的肚子的年轻妇人，心里这样感慨着。在码头上，她送一个身材矮胖的青年军人走进了“要员候船室”。
开往九江的轮船鸣起汽笛了。站立在码头上的妇人，不断地挥舞着手，站在轮船甲板上的那个军人则一动不动、目光深远，说不清楚他是在看着妻子，还是在看她背后迷蒙的南京。
这是他们结婚一年多以来常见的别离。此后的十余年，还有更多这样的送行。但几十年了，虽然这样的情景有很多，而且都犹如发黄的相片渐渐模糊。这一天他大致的面容，却一直在妇人的脑海里。
30年后，妇人陪伴着儿子住在台北的一处普通民居里。这个失去了男主人的住所，简陋而寒素。惟一显示它与平民住宅不同的，是一个火苗不时跃出的壁炉，墙壁上异常显眼的一个蒋介石手书条幅。壁炉和条幅之间，则悬挂着一张大大的相片。相片上的人，佩带有两颗金星的中将肩章。
正是海峡对峙的肃杀年头。这个冬天，当年在肚子里的那个儿子已经通过秘密渠道，绕道香港前往北京了……然而，在海的那一头，他还活着吗？活着，那他是不是还在神秘的秦城监狱里？儿子这一去能见得到他吗？
妇人一阵一阵地咳嗽起来。她是四川人，原本也熟悉潮湿的气候。但自从踏上这个小岛后，她就患上了哮喘。每年秋风刮起的季节，她总要这样的咳嗽。
一会，电话响起了。妇人慌忙拿起了听筒。果然，电话是儿子从香港打来的。在电话的那一头，儿子的声音似乎很伤感，并隐隐地有一些哽咽：“周恩来果然没有失信，我见到他了。母亲，他，他还活着。……但是生活得很不好，身体也很糟糕，恐怕离世不远了。”
活着，还活着！泪水冲涌上妇人已经略略浑浊的眼睛。儿子又说了些什么，她一句都没有听到。整整15年了啊，整整15年两岸分离、死生契阔的岁月光景。
这个妇人，名字是朱素怀。她是蓝衣社“四大金刚”之一康泽的妻子。
儿子的电话挂断后，妇人静静地坐在壁炉边，心神不宁地遐想着。岁月，又一下子回到了1933年6月的那次离别，那张面容。
那就是30岁时的康泽。
30岁康泽的面容，隐隐地浮现在湮没的历史、过往的时间里。与怀孕的妻子离别后，轮船经过一天多的航行抵达九江。康泽不顾旅途的劳累，他出示自己的“要员证”，向九江警备司令部借了一部车后，连夜赶赴南昌。
南昌与南京不同。四五年来，南京一直给人破败、沉重感，但南昌却是一个大兵站、大兵营。南京有深重的腐败痕迹，但南昌却要不时地经历敌兵逼近、全城大震的恐慌。一些住在城里的地主因为收不上老家的租子破产了，一些有钱人远逃了，许多商铺关门了，它处处可见逃难的灾民。南昌天空灰蒙，空气里似乎都有硫磺火药的气息。
当夜，康泽住在南昌行营的一处客房里。卫士泡上一杯茶后就退出去了，他却不顾旅途劳累，连夜开始阅读一些江西近年的军情民政资料。
南昌的夜色覆盖了这个矮胖的身躯。但泛白的灯光却照射出他的面容。这一张有点横肉、略失丑陋的脸，显示了他苦寒的出身。但上扬的眉毛和森冷的目光，也衬托出他几分军人的英气。是眉目使这张脸生动起来了。
这是一个经历苦寒、个性极其要强的人。早在12岁时，作为失去父亲的孤儿，康泽一边帮助母亲，在租赁来的田土里苦挣苦熬，另一边则负责起了全部的家务。他时常在严冬腊月到小溪边洗衣服，手被冻出了一个个口子。但即使在这种境况下，因为先生的卑微资助，他也终于不辍读书。
这一年春节，他甚至在集市上摆了一个地摊，代人写春联卖字，以这样微薄的收入帮母亲过了一个年。“康家孩子”的懂事、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