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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别山来说，这个“离间计”的确是“略施小计”。
1932年7月初，从大别山内开出来的大批红军，集结在鄂东北的黄安、河口一线，而后大部主力攻坚重镇麻城，另一翼则沿聂水南下，试图饮马黄陂、武汉。
但麻城战役进入了僵持阶段，南下部队更无法进抵武汉。此时，在邓文仪主编的《剿匪战史》里，一个决定性的地名出现了，那就是河口镇。
河口镇位于鄂东北，因聂水河在这里分流而得名。镇很小，只有几百户居民和弯街边散落的几家染坊、油作坊、山货铺。但它是大别山的门户，此时张国焘的两股部队更放弃了攻打大城市的计划，试图会师河口，而后重返大别山。因此，河口虽小，布防、得失却牵动战争全局。
著名的“河口血战”因此爆发了。
1932年9月下旬的一天，胡宗南部猛轰几炮，就全歼了河口区区百余人的地方武装，而后迅速强占聂水滩头。1万余名士兵沿聂水的河滩、田野修筑了简易工事。与此同时，蓝衣社另一首脑俞济时，率其素有“御林军”之称的88师从鄂南开赴河口增援。
几天时间，河口变得警备森严。全副武装的士兵目光森冷，烤蓝的枪管、暗堡和铁丝网，在月光下都折射出令人胆寒的死亡气息。
10月8日晚，张国焘进攻麻城的主力部队在河口与胡宗南部接触。发现敌情，士兵声嘶力竭地吼叫起来，并不管不顾地射了几枪。然后，早已布置好的火力网也一齐开火。机枪疯狂地朝那些已连续作战几月、未进行任何休整的红军战士扫射着。
对胡宗南来说，这是策划已久的一个血战。但张国焘部自麻城攻坚失利、决定从河口突围后，已如同无头苍蝇。形势太过急转直下，仅仅在不到3个月以前，他们还声称要“占领麻城、武汉”，此时面临的却是关乎生存的血战。
河口血战，对张国焘、徐向前部是一个遭遇战。训练有素的老兵在机枪响起的那一刻都一片混乱，更不用说刚刚从赤卫队转入正规军的新兵了。
但这毕竟是一支作风顽强的部队。在第一轮攻击结束后，徐向前立即下令收缩部队，一面对背后追兵严密警戒，另一面，是组织最精锐的团队向当面之敌进行集团冲锋。试图一举突破河口防线。
在前后夹击下，要生存要活命，张国焘部都只能拼死决战。充当集团冲锋主力的，是红军一个著名的猛将，曾在少林寺习武，以胆子大、不怕死著称的团长许世友。他的团队在他的训练下，也有尚武传统，几乎人人一把大刀。此时他呼喝一声，团队在两翼友军配合下当先而出，直逼防线核心。
“天下第一师”胡宗南部和南京“御林军”俞济时部也志在必得。在集团冲锋抵近阵地、火力网已失效的情况下，胡宗南组织反冲锋。几千人应声而出。就传统而言，第1师是典型的黄埔遗产，排以上的基层骨干几乎清一色是黄埔毕业生，并在中原大战的冲锋恶战、在胡宗南种种苛酷的山地训练下，成为南京最精锐、最勇悍的师团。
刺刀闪光、士兵呼号。这样的危急情况，使两军直接对峙的第一仗变成了决战。阵前，白刃战、肉搏战开始了。
当夜，天上月明星稀，长空如洗，一片恬静气息。但在人间，是千军万马的号角、连成一片的鲜血、苍劲嘶哑的嗓音、燃烧到天际的火光、山呼海啸的人流……是最惨淡的景象。这是典型的硬碰硬恶战，无数伤员、尸体被抬了下来，又有无数人顶了上去。战事空前残酷，一轮一轮的冲锋和反冲锋交替进行。军人形成的铁流如同海上的惊涛，不断拍打、冲击、席卷向对方的阵地。
下半夜，付出重大伤亡后，徐向前一改冲锋战术，实施梯队式冲锋。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在一轮冲锋接近尾声时，胡宗南、俞济时的反冲锋集团声势已竭，而下一轮反冲锋团队尚未进入阵前。此时，徐向前的第二梯队冲锋已经呼吼地逼近。一部生力军配合前冲锋梯队，迅速牵制阵前反冲锋团队，另一部直逼河口阵地。
此时，胡宗南脸色铁青，不断呼喝自己的部下死守阵地。他是一个极其朴素、随和的军人，常年一身旧军装，连皮鞋都只有两双；他常年身先士卒，能叫出许多普通士兵的名字，极得部属的爱戴。但在阵地呈现不支之际，他挥舞手枪、目光凶狠，一会扬言要枪毙了谁，一会抓起一挺机枪要自己冲上去……
是夜，在梯队冲锋的战术冲击下，胡宗南的河口阵地，终于退守数里。
该役打得昏天黑地。由于双方从一开始就对实力不作任何保留，均伤亡重大。胡、俞两部损失二千余人；张国焘、徐向前部损失约四千人，一些团队的建制已不复存在。
河口血战整整打了三天三夜。10月9日，2师黄杰部增援。三个蓝衣社将军指挥的3万余人部队进行了战术分工。胡宗南、黄杰各一部继续组织冲锋，其余部队则修筑工事，计划以新建工事为支撑，夺回河口阵地、阻击敌军，并等待友军从敌后发起攻击。
由徐向前、陈赓、蔡申熙三个同样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指挥的3万余名红军，在弹药、粮食、状态上均已衰竭。10月9日，红军的战场势态较为被动，以坚守阵地为主。
下午，惨烈的坚守开始了。胡黄两部一口气进行了七八次冲锋。冲锋也采用梯队战术。红军拼死顽抗，绝大多数官兵都杀红了眼睛，阵地前后，横七竖八地是无数的伤员、病员。许许多多人在这个下午死去。
当日，主要将领蔡申熙受重伤，并于次日阵亡；另一将领甘济时阵亡。许多充任团营职务的黄埔学生阵亡。在大别山的“肃反”后，“红色黄埔”势力至此几近消亡殆尽。
在兵势已竭的情况下，9、10两日，红军损失了接近一半的人马，并且几乎打光了弹药。撤退到根据地的河口血战目标，至此已全面落空。继续争夺河口，全军覆没不可避免。
10月10日，源源不断的南京部队陆续开来。同时，在河口镇黄柴畈村的一间破庙里，那台陈旧的15瓦电台再次截获情报：约10个师的南京部队将“合围河口”。
徐向前一面命令各部殊死抵抗，另一面，匆忙要求召开紧急会议。
事实上，这个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黄柴畈会议”，过程简短极了。当天，濒临绝境的红军，作出了放弃根据地的决定。10月11日深夜，张国焘部在丢下一万多具尸体后，回避河口强敌，从胡宗南部的侧后方突围。
胡宗南部死追不舍。他们不给张国焘部任何喘息的机会。红四军寻求重建根据地的决心，让位给了悲歌、沉重的三千里流亡。这一年秋冬，大约两万名的士兵告别了经营日久的大别山，走上了漫漫逃亡路。这几乎就是后来长征的预演。出中原、过关中、进陕西……他们一路面对着严寒、饥饿、逃溃、追兵，一路面对着无数敌军的围堵。名将卫立煌，以及蒋伏生等部都在追击围堵之列。而最可怕的还是胡宗南部，两军的近距离接触、频繁交火，整整三千华里。
在露水凄凉、庐舍废墟的中原，在地势险要的秦岭山脉一线，两支部队越走越荒凉，筹集粮饷越来越困难，天气则越来越冷。两支军队在较量的已经不是战争技能了，他们是在和残酷的自然，和自己的求生可能作战……特别是无后方、无补充、无休息、无支援的红军，景况更加艰难。士兵的口中，不断地呼出热气，大多数人的脸部、手脚，都长满了冻疮，许多人把麻袋、蓑衣都顶在身上御寒。不断地有人倒下、冻毙。
1932年秋冬的西部大地，就这样一前一后地流亡着这两支“叫花子”部队。
当年底，只剩下几千人的张国焘部队，摇摇晃晃地到了陕南要塞漫川关下。雄关如铁，决不可能抢关成功；而追兵，只有几步之遥了。
3
1932年胡宗南的形象，和1935年是否相似？在漫川关下，张国焘部队又重演了河口的一幕，他们从围追堵截中找出了一个缺口，连夜南下逃亡，最终重建了川北根据地。从此，胡宗南经常被政敌笑话为“草包将军”。
但从这一年起，他的部队就势留在了西北。到1935年，当杰出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深入西北，进行《中国的西北角》长篇通讯的写作时，胡宗南部正驻扎甘肃。他的第1师师部，在陇东甘谷的一个叫“三十里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