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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的逻辑，吴敬梓对“征辟”有所眷恋和“悔恨”，就是“不脱热心科名的
念头”，那岂不可以进而推论：因为吴敬梓直到去世前的一年，还在《金陵
景物图诗》首页自诩为“乾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词，癸酉敕封文林郎内阁中书”，
所以他对科名至死不悟，也就根本不可能撰写《儒林外史》！这是荒唐的逻
辑！问题还在于：《丙辰除夕述怀》不仅不能作为吴敬梓没有“大觉悟”的
依据，也不能单纯地看成思想反复的“铁证”。具体地说。诗中“相如封禅
⑤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之七。
⑥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二《古意》。
①
参见《泰然斋诗集》第二附金两铭《和（吴檠）作》。
②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之四。
③ 参见上书之七、八。
④ 引自上书之一。
⑤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贺新凉·青然兄生日》。
⑥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买陂塘》之二。
书，仲舒天人策。夫何采薪忧，遽为连茹阨”等四句，实际上有着双重的涵
义：一是胡适所讲的“悔”。当然这种“悔”的原因并不是“因病辞试”，
而是“托病辞试”。二是“瞒”。唯其吴敬梓辞去廷试的原因是“托病”，
所以在悔恨之际，也不忘用“采薪”来加以掩饰。这里，有必要重提胡适的
另一个明显错误：他仅仅根据江宁教授唐时琳的《文木山房集序》，就断言
吴敬梓辞去廷试的原因是“真病”。对于这一说法，很多学者已经撰文驳斥，
这里不再赘言。当然，无风不能起浪，联系上述引自《孟子》的“采薪”二
字来看，吴敬梓当时很可能确有小病。但是，把小病装成大病，借“大病”
辞去廷试，决不等于“因病辞试”，因为小病是不允许辞试的。由此可见，
吴敬梓1736 年辞试的行动，恰恰是他1729 年叛逆呼喊的延伸和发展。否定
“托病辞试”是错误的，认为“托病辞试”才算思想飞跃的标志也是不全面
的。退一万步说，就算吴敬梓真为“因病辞试”而悔恨，充其量也只是一次
思想的大反复。用后来的反复去否定早先的飞跃，依然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总之，从对待科名的态度看，吴敬梓早在辞试和吟咏《美女篇》以前，就已
具备创作《儒林外史》的思想基础了。
理清了吴敬梓思想转变的脉络，是不是有“余暇”撰写《闲斋老人序》
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如前所述，吴敬梓既已鄙薄科名，热衷“笙簧六艺”，
自名闲斋老人，也就投诸闲散，有的是时间。何况《闲斋老人序》只有短短
五百零一字。
那么，吴敬梓为什么要选择1736 年2 月写“序”呢？为了搞清这个问题，
我们不妨把他在“征辟”前后的情况罗列一下：1733 年，雍正诏令保荐“博
学鸿儒”者。两年以后，雍正再下诏令。这时候，35 岁的吴敬梓已经风闻有
可能被保荐①，所以赶忙“追”写“美人之赋”（即《移家赋》），用以表明
自己“不工封禅之书”②的心迹。同年秋天，被荐的风声紧了，他又写下了《秋
病》八首，再次流露了“美人一赋堪千古，何用子虚与上林”的心声。由于
吴敬梓蔑视科名，对保举又早有思想准备，所以乾隆元年正式被保荐时，并
没有受宠若惊，手足无措。相反，他胸有成竹，“凿坏而遁”；酗酒秦淮，
乔装“狂疾”③。朋友们责以固执已甚，他机敏地诉说了自己的衷肠：“吾既
生值明盛，即出，其有补斯世耶否耶？与徒持词赋博一官，虽若枚、马，曷
足贵耶？”④这一切，充分说明当时的吴敬梓，镇定自若，未雨绸缪。进一步
看，他既能用《移家赋》去反衬《子虚》、《上林》，以装病来辞去廷试，
也就必定会自矜俚俗粗村的小说家身份，嘲讽借词赋博取富贵的枚乘和司马
相如之流；用鄙夷功名富贵的《闲斋老人序》去否定“博学鸿词”的终南捷
径。“著书仰屋差自娱，无端拟献金门赋”，吴敬梓在《题王溯山左茅右蒋
图》⑤中的这两句诗，不就表现了他对征辟荐举妨碍小说创作的强烈不满吗！
既然如此，自称闲斋老人，借“序言”述怀明志，声言“以辞却功名富贵，
①
顾云《钵山志》卷四《吴敬梓传》：“乾隆间，再以博学鸿词，荐（吴敬梓）”。顾云既用“再”字，
则很可能吴敬梓1736 年前就曾被当作保荐对象。
②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一《移家赋》。
③ 金兆燕《棕亭诗抄》集三《寄吴文木先生》曰：“昔岁鹤板下纶扉，严徐车马纷猋驰。蒲轮觅径过蓬户，
凿坏而遁人不知。有时倒白著接。。，秦淮酒家杯独特。乡里小儿或见之，皆言狂疾不可治。”
④ 参见顾云《钵山志》卷四。
⑤ 白参《文木山房集》卷二。
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不都是合情合理的吗！
早在乾隆元年以前，吴敬梓已经走上了背叛科名的道路，1736 年2 月，
他又写下了《闲斋老人序》。根据这两点，就可以作出如下的判断：吴敬梓
着手创作《儒林外史》，决不会迟于1736 年。可是胡适又认为：“书中写杜
少卿、庄绍光应试事，都是元年的事”，也就“决无元年二月已成书之理”。
怎样看待胡适的这一论点呢？笔者以为，它既有合理的因素，又有错误的方
面。诚然，作品中杜少卿、庄绍光等形象，无疑是以作者自身及其朋友程廷
祚作为模特儿的，因此有关的章节确实不可能写在1736 年2 月以前。问题在
于：第一，胡适仅仅考虑了《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以后几段故事的原型。
三十四回以前的取材情况怎样，一系列生活素材是否发生在1736 年以后呢？
大家知道，《儒林外史》的结构具有“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特点，所以
作者完全可以写写停停，零写整编，决不会弹指之间，一挥而就。就是说，
《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以后的内容固然只能写在1736 年2 月以后，但决不
能就此作出结论：三十四回以前的故事也必定写在同一时期；更不能把吴敬
梓开卷伊始的时间随意拉到1736 年以后的某一年。这一点，后文将作详细论
述。第二，胡适顾此失彼，无视吴敬梓借助某些诗词对小说创作的时间和情
况所作的曲折说明。例如，上述“著书仰屋差自娱，无端拟献金门赋”等两
句，就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手材料。这里所说的“著书”，当然指撰写《儒林
外史》。所谓“仰屋”，分明援引和活用了《宋史·富弼传》中的典故，意
思是“计无所出”，奈何不得。正因为吴敬梓处境艰难、心情抑郁，所以才
用“著书”来排遣愤世疾俗的怒火，寻找聊以自慰的欢乐。但正当他笔墨酣
畅的得意时刻，传来了被安徽巡抚赵国麟保荐的消息。他毫无理由拒绝预试，
只得“春光抛掷”，“孤负秦淮”①风尘仆仆地“涉险”到安庆，言不由衷地
写下了“金门赋”，也即《正声感人赋》等六篇“试帖”②。这真是强人所难
的“无端”啊！由此，我们不就看清了这样一种事实：1736 年2 月，吴敬梓
正在撰写《儒林外史》，而且早已进入了欲舍不能的境地。
通过上述辨析，我们可以论定：《闲斋老人序》确实写在1736 年2 月，
吴敬梓在此以前已经开始创作《儒林外史》。那么，究竟哪一年动手的呢？
笔者以为，当是1736 年。理由是：（1）吴敬梓移家南京之初，与亲友们频
频交往，把酒沉醉，诗词唱和，还被“四方文酒之士，走金陵者。。推为盟
主”③。他自己又洋洋自得地认为“偶然买宅秦淮岸，殊觉胜于乡里”④。就
经济生活而言，虽然祖传的“三万金”，在移家前已经基本花去，但还没有
陷入“乞食近年诗”⑤的绝境。另外，在移家后的第二年，他的糖尿病开始发
作⑥。在这样的情况下，吴敬梓似乎还不可能潜心创作《儒林外史》。当然，
没有动手不等于没有想法。从写在33 岁七月五日的《金缕曲》来看，吴敬梓
可能早有“著书”的潜在动机⑦。但想法毕竟不是行动，何况他一提到“著书”，
①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虐美人》、《西子妆》。
② 参见《文木山房集》卷一、卷四。
③ 引自《儒林外史》金和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