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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解读儒林外史-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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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此,而最嘲谑不过的,是雨花台夕阳中顾影徘徊的一景),照说像他这样
矜贵自怜,应该及早丢开季苇萧那一班糟烂的朋友,超然高立的;但他在南
京却终日和他们盘桓,甚至与季苇萧气味相投起来,结果便正落在他讥刺萧
金铉的那句“雅的这样俗”的讽言里。以他轻世傲俗的才情,却也投顺着当
朝的权威,例如他说方孝孺朝服斩于市不为冤枉这种含混是非的话,不免叫
人疑惑慎卿骨子里面究竟是不是真有一个生存的原则?慎卿算得上是绝顶聪
明的人了,可是他终于自误于歧途;神乐观会来霞士的一幕,就是慎卿后来
也会去优贡选官的预言,而做官在作者的价值系统里是没有可信地位的。吴
敬梓认为一个人刻意做官,不仅是放弃一己的操守,向现成的利益投降,并
且是放弃生存意义的追求,而自堕于已经论定的模式中(因此角色一旦做了
官,作者就停止对他的传述)。但慎卿终于进京做官,那么他忍受来道人的
恶丑,也就成了一个妙喻,而不足为怪的了。杜慎卿这种徘徊于两者之中的
居间性质,对他自己来说,倒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因为他永远在自我修饰的
优越心理中生活,以致于总不去逼近地揭开这一层外幕,让他自己去正视内
里的矛盾虚假。于是,就是像罗亭那样太晚来的悔痛也是绝不可能的了。

而这种居间性质,却在另外几个人物的精神上留下比较深刻的冲突痕
迹。他们大多是被播弄在两个价值世界里,一个是既有的传统价值体系,一
个是个人良知的价值观。因为这几个角色比较带有反省的气质,当两者发生
冲突而必须有所选择的时候,就有了《儒林外史》里难得有的人物的心理过
程。换言之,有了心理过程,于是才展现了人物精神上的失主和失调。像王
惠、马纯上、庄绍光、王玉辉、余大先生等,可以算是其中最显著的例证人
物了。王惠本来是跟荀玫甚至匡超人等同型类的,他接受官场上现成的一切
作法;但是归降宁王的罪祸,使他在现实生活上不得不抛掉旧有的一切,逃
匿江湖(陈和甫替他扶乩已预言:大江烟浪杳无踪)。在这形体的流浪中,
精神当然有无限痛悔,不过这起始的痛悔,只是对降顺的事而言(扶乩辞说
“一盏醇醪心痛”,王惠投降时,宁王曾赐酒一杯。)还不是整个思想和心
理的转变。直等到第三十八回,郭孝子出现,从他的故事,我们看到王惠的
最后面目,那才是一个经过挣扎而彻底痛悔的人;但却是一种可怕的悔恨。
王惠对数十年来万里寻亲的儿子(即郭孝子,这时已“花白胡子”了)说:
“我是没有儿子的”,终于到死都闭门不见。他以弃绝伦理做个人的赎罪,
无宁是太偏妄了。庄子说“无入而藏,无出而阳”(达生篇语),如此,则


王惠并没有找到真正的精神安居。王玉辉的悔恨却不同于这样。一方面他没
有采取前者那种艰难晦黯的方式,开始的时候,王玉辉执意赞同女儿做那“青
史上留名的事”,让她在丈夫死后活活饿死殉节。王玉辉那一种斯芬克斯
(Sphinx)式的冷静,的确令人震惊;可是贞节牌坊竖完了以后,死人荣誉
的荒谬,和活人情感的痛切,终于榨出了他一丝半点的被礼教所枯涸的人性
来。我们看到他流出了眼泪,一个平常人悔恨时应有的眼泪。这眼泪虽然没
有使他的心灵完全复苏,但至少我们总算看到了“痛苦”;这痛苦是几世纪
以来,在错误道德重荷下,所透出的一声哽咽。而另外一方面,王玉辉的悔
恨又比王惠要复杂的多,王惠不过是是非分明的个人取舍的问题,但王玉辉
却负担着对传统道德的信念面临考验的问题。王玉辉一切举动都是从一个概
念里演绎出来的(他毕生致力写三本书,字书、乡约书之外,最重要的就是
礼书),例如要女儿殉节,就是那最戏剧化的道德箴言“饿死事小,失节事
大”的不折不扣的实验。吴敬梓对传统道德最大的一个疑问是:当它(传统
道德)中间的某些只萎缩成了形式的训条以后,它对我们的生存内容,究竟
会腐蚀到如何程度?但是这种经过几世纪堆砌成的信念,在王玉辉心里,却
不太容易动摇的。女儿牺牲了以后,痛悔未消,他看到苏州妇人公然抛头露
面地游船寻乐,又不自禁地泛起了“道德”的愤懑。事实是,像王玉辉这样
的读书人,可以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少了;既然不能向实际的生活学习,只有
仍旧把握住那一部自古及今的经典不放手。唯一还存有一线希望的是,他终
于曾逸出旧有的规范徬徨过一阵子(假使一个人物从来无需徬徨,那必定不
会使人满足的,因为我们自己的内心就充满了徬徨之苦;唯其如此,我们才
会觉得他跟我们一起生活着)——只要人的心还有一部分在呼吸着,它就是
脆弱的,它不能被一种制度永远撑持在那里,而不想逃脱掉。

和前两人相比,庄绍光又不同。他在全书中被作者划归在智者一小群中;
大致来说,他已经超脱了如王惠、王玉辉对形式的追求。作者竭力强调他那
一种超世遗俗的风格,而他的优雅从容也似乎给了我们某种信心。可是庄绍
光终于还是逃不掉一个知识分子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终久要遭遇上的问
题,就是出与处,为与不为的困扰。庄绍光固然绝不屑像王惠之流夤缘以求,
但是天子弓旌招贤,以礼乐教养垂问,做为一个知识分子就不能像山野之人
一样的掉头不顾而去。对于文化制度的关心,是知识分子不贷之职。于是庄
绍光面临了一个严重的选择:究竟是保全素志?还是奋力行道?在这种难题
下,作者吴敬梓忽然做了一个很意外的解决:当庄绍光正要向天子奏对的顷
刻,忽然头顶心一点难忍的疼痛,竟使他当时答不出话来。回来除下头巾,
发现里面一个蝎子,他笑说:“藏仓小人,原来就是此物,看来我道不行了。”
第二天自己又揲了一个蓍,得“天光遯”,于是此后庄绍光主意便定,一心
恳赐还山。这显然是一个避重就轻或者有意晦涩的描写,以西方小说的观点
看,可能是难以接受的。而反过来,这种遁入神话的技巧,却是中国小说里
穷而后通的常法,它把艰苦的人事挣扎化成一个含糊隐约的神谕。在艺术上
的得失,或许是张力的削弱,而也可能是表现了暗示的简洁。总之,庄绍光
在表面上做了一个不选择的选择。但对作者来说,庄绍光的事件并没有就此
平息。不久,在归途上,他由一对老夫妇的暴死和“走尸”(僵尸)的恐怖
景象自悔说:“吉凶悔吝生乎动”,京师应诏还是由于“到底是义理不深”。
作者在这里让他去自讽了一番。然而庄绍光悬崖勒马,问题的症结还不在这
里。天子赐他玄武湖隐居,他们夫妇搬到湖中大洲上住,“门口系了一只船,


要往那边,在湖里渡了过去;若把这船收过,那边飞也飞不过来。”从此坐
拥山水,果然是世外高人。但是有一天,这个封闭式的宁静还是被扰乱了。
逮捕倾慕绍光高名而来的虞信侯的官兵,千枚火把,把花园团团围住。世网
是难逃而且不可逃的。即使是优越的心智,也仍旧要被牵回到人类普遍生存
的环境里来。因此吴敬梓不以为庄绍光的高蹈便解决了问题。和庄绍光君子
之悔相对的,是余大先生的暧昧。余大先生和余二先生洁身自爱的行止,在
五河县的势利薰心之中宛如云隙中一片蔚蓝的天光,但是在无为州关说人命
的事,固然是白璧之瑕,在南京向迟衡山、杜少卿请教郭璞风水,也还有几
分犹疑。余大先生有知识分子向善的良知,但是现实问题的驱迫(例如需钱
葬母),向传统权威的惯性服从,诸如此类,尤其是书生性格的缺乏独立特
行的见识,也终将使一个人迷途。只是余大先生是一个暧昧的人物,他内心
里,究竟有过怎样的迷惑和忏悔,作者完全用浮云掩月的方式交待过去。

吴敬梓藉上面这几个人物,在《儒林外史》里构造一个可怀疑的世界,
以对既存的价值观提出种种质疑。然后吴敬梓又撇开这一群人,作了一个完
全不同的假设,就是:在这一班士子的徬徨无主之外,仍旧有某种确定的价
值或信念,可以永恒规范人生是不是可能的?这层意思吴敬梓用祭泰伯祠一
事作最高象征来描述。为了泰伯祠,作者特别引出虞育德这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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