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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经济以极大的摧残。
到了吴敬梓时代，18 世纪前半叶，人民武装起义的高潮暂时退落，反满
的活动转入地下的秘密结社。满族统治者为了巩固经济基础，安定社会秩序，
于是设法恢复生产，因此人口增加，生产力逐渐提高，形成表面繁荣的“承
平时代”，但士地大量集中，阶级的矛盾并没有得到和缓，反倒更尖锐化了。
新兴工商业重新得到发展的机会，却经常受着满族政府的压迫和打击，这经
过一度摧残又渐渐喘过气来的资本主义萌芽仍然茁发在对它极其不利的气候
里。
满族政府对于知识分子是威胁与利诱并用。它一方面接连不断用文字狱
向他们示威，向民族思想疯狂进攻，一方面用明朝统治者用惯了的一个工具
——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来收买他们，麻痹他们，使他们成为一群愚昧
无知、卑污无耻、灭绝人性的市侩。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写于18 世纪的40 年代。这部小说揭开了所谓“承
平时代”的表面繁荣，使读者看到它的内部是什么景象。通过作者的揭发，
我们看见统治者的助手大大小小的官僚是怎样昏庸、贪污，统治者的支柱地
主阶级是怎样残酷、贪吝，最突出的是大部分知识分子在科举制度的愚弄下
变得多么无知无耻。和这些丑恶的形象相对照，作者对于受欺压剥削的农民
寄与同情，对于自食其力、心地单纯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给以适当的歌颂，
对于少数鄙视科举制度、敦品励行、追求实学的知识分子则加以赞扬；随着
资本主义微弱的萌芽形成的一些进步思想在这里也得到反映。
当时，文人的活动受到极严格的限制。只要有一两句话流露出反满的情
绪，便会遭受杀身之祸，甚至株连到亲族、朋友、学生。组织诗社、文社，
是被禁止的。1714 年，康熙曾下令销毁书坊里所有小说“淫词”，印刻者流
刑，贩卖者徒刑，著书人当然治罪更重。吴敬梓在这样沉重的气氛里写他的
小说，他不得不把他的故事搬到二百年前的明朝。小说从明朝的成化末年
（1487）说起，一直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延续了一百多年。这是一种
掩护，事实上里边的形形色色都是他面前的现实。
他对于皇帝，不能正面攻击，但他借用了书中人物的谈话，否定了皇帝
的绝对意义。谈到江西宁王叛变的失败，娄四公子说：“宁王此番举动，也
与成祖差不多。只是成祖运气好，到而今称圣称神；宁王运气低，就落得为
贼为虏。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对于历史上的所谓忠臣，他也予以否定。
谈到方孝孺的死，杜慎卿说：“方先生迂而无当。天下多少大事，讲那些皋
门雉门（皇室正统）怎么？这人朝服斩于市，不为冤枉的。”这说明统治者
内部矛盾引起的争端，是没有是非可言的，而那些受儒家思想支配的忠臣们
为他们的争端而死亡，是没有意义的。所以遇到什么触犯朝廷的事，书里的
人物都是设法解救犯罪的人，很少有人站在统治者的方面，如蘧夫帮助王惠，
马纯上救蘧駪夫，庄绍光救卢信侯。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人民在满清政府
严密的法网里是怎样互相帮助。相反地，一些替政府开拓边疆、征服少数民
族、要立一番功业的官吏却得不到好的下场：萧云仙辅佐平少保征剿“生番”，
修建青枫城，最后是获得“任意浮开”的罪名，只好变卖家产赔偿；汤奏在
野羊塘战败苗民，政府说他“率意轻进，摩费钱粮，着降三级调用，以为好
事贪功者戒”。
这都反映出当时的民族思想和民主思想：不要参加到满清的政府里去，
不要做它的官吏！在第一回“楔子”里，王冕的母亲临死时向她的儿子说：
“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什么好收场！况你
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可听我的遗言，将来娶妻生子，
守着我的坟墓，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闭！”匡超人的父亲临死时
向他的儿子说：“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王冕的母亲和匡
超人的父亲都是心地单纯的劳动人民，作者让他们说出全书的主导思想。王
冕听从了母亲的遗言，成为“一个嵚崎磊落的人”；匡超人忘记了父亲的遗
言，一心贪图功名，不顾德行，从一个朴厚的贫苦出身的青年变成一个毒辣、
凉薄、趋炎附势的小人。
随着阶级的转变，性格也转变了的，不只是匡超人一个人。像范进、荀
玫这些人，贫穷时都还是老实人，一旦科举成功，做了官，就变得唯利是图，
有的最后是“贪脏拿问”。《儒林外史》里的官吏不是糊里糊涂，作威作福，
就是任意贪污，毫无顾忌。高要的汤知县为了要向上司表示自己的“清廉”，
在禁宰耕牛的时候，把向他行贿五十斤牛肉的回教老师夫生生枷死，惹得回
民鸣锣罢市；彭泽县大姑塘附近两只盐船被抢，押船的人到彭泽县去告，知
县说，“本县法令严明，地方清肃，那里有这等事”，把舵工打了二十毛板，
打得皮开肉绽；余特到无为州知州那里去打秋风，知州自己一文钱也不拿出
来，只叫他去接受一个有关人命案子的贿金，三人均分，分得一百三十多两
银子；王惠被任为南昌知府，接任时开口便问，“地方人情，可还有什么出
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什么通融？”在这些贪污昏聩的官僚的统治下，“三
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有了钱，就是
官”一类的谚语成为至理名言。我们偶然也遇到少数有点判断能力、或对于
个别穷苦的人表示一点同情的，如乐清的李知县、安东的向知县、同官的尤
知县，已经是凤毛麟角，与前者相比，就算是“好官”了。这些官吏是皇帝
的爪牙，所谓朝廷，就是这样的一群给支撑起来的。一批批丑恶的形象在我
们面前表演，作者好像指着他们向我们说：满清的这套政治机器就是这个样
子！
这些官吏是怎么产生的呢？他们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狞恶的产物。
关于八股文，清初第一流的思想家和作家没有人不把它看成是一种腐朽的、
祸害无穷的东西。顾炎武在《日知录》里用许多篇幅来批判它，说它的害处
等于“焚书”，它败坏人材甚于“坑儒”；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也有几
篇对它予以尖锐的讽刺。当吴敬梓写作《儒林外史》时，曹雪芹也正在写《红
楼梦》，他叫他书里的主人公，封建社会的叛逆者贾宝玉和林黛玉，向它发
出有力的嘲骂。吴敬梓则更明显地认为“举业”是知识分子最可怕的敌人，
第一回“楔子”里王冕听说明太祖规定了用五经、四书、八股文取士，他就
这样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
出处都看得轻了。”这是说读书人学会了一套写八股文的手法，既不追求知
识，也不砥砺德行，都会成为无知无行的废物，但是这些废物却要掌握政权，
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他们必定是社会进步的障碍物。所以八股文是作
者从始到终攻击的目标，被“举业”弄得颠颠倒倒、脱离实际、灭绝人性的
读书人是他一贯嘲讽的对象。《儒林外史》的故事从明朝成化末年写起，不
是徒然的，因为八股文这套把戏，是到了成化年间才更严格地规定了格式，
甚至规定好固定的字数。但它却像魔术师的符咒一般，迷惑了许许多多的人。
鲁编修说它包罗万有，“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
赋就赋”；马纯上说就是孔子生在现在，“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
‘言寡尤，行寡悔’的话”；高翰林高谈龙虎榜时，他说明朝二百年来，“只
有这一桩事是丝毫不走的，摩元得元，摩魁得魁”。鲁编修、马纯上、高翰
林，不是一类的人，他们的品质各有不同，但是他们谈到“举业”，却都是
板着脸说得这样郑重，这样严肃，是代表了当时一般的看法。可是在这里，
他们的态度和口气越严肃，越郑重，我们听着越觉得可笑、可鄙。至于被“举
业”弄得颠颠倒倒的人们，像周进在贡院里痛哭，范进中了举人立即发狂，
鲁小姐因为丈夫不务举业而愁眉苦眼，长吁短叹。。都具有高度的典型性，
在讽刺文学里是最成功的笔墨。
至于考试本身，又是弊端百出，可以请人替考，可以行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