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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田文集》未收此文。但文集中《年谱》载明：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四日“作散文《少年果戈理》”；八月十五日，“散文《少年果戈理》发表于《创作月刊》一卷三期”，（按：《月刊》由王鲁彦主编，在桂林出版）；一九四三年，“五月，散文集《回声》由桂林春潮社出版，收文十六篇”；篇目中有《少年果戈理》。年谱具载，不惮其详，而文集未收，当然不是编辑疏忽。有意思的是九十年代出版的《李广田散文》中《少年果戈理》又悄然现身。我一直在关注此事，现在可从容解密：一九四二年《少年果戈理》在《创作月刊》首发后不久，便遭遇一篇题为《少年托罗斯基》文章狙击。此文指控李师笔下之“少年”是一名托派分子。罗织周纳，李师自然涉嫌为托派鼓吹张目。
而控者、被控者和作为读者的我都是初中同学，又同为广田先生及门弟子。今日说出来几近荒诞，年甫弱冠的初中生们，居然豪情似火投入“国际共运”你死我活斗争。无以名之，只能说是不知天高地厚因无知而无畏，“左”得可爱吧。至于不少人由此付出惨痛代价，是另一话题，此处不叙。应叙者是《少年托罗斯基》一文，首发在重庆公开出版，中共南方局主办的《群众》周刊，杀伤力类乎“文革”时期“两报一刊”。当时政治语境，凡与托派沾边者，往往为国、共两方所不容。陈独秀坐牢多年，王实味人头落地即属显例。迨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托派问题尚若明若暗，关涉难免心有余悸。《李广田文集》未收《少年果戈理》可以理解。九十年代，著名的托派郑超麟先生，新旧社会两重牢底坐穿，虽仍不思悔改，但已走出牢门，授衔政协委员。著书立说，写诗填词，耄耋之年，颇具明星效应。于是乎《少年果戈理》顺理成章在三卷本《李广田散文》中悄然出现。至于那篇名重一时的《少年托罗斯基》早已鲜有人知。大浪淘沙，历史辩证法果然如此。
尘埃落定，今日读者大概很少有人特别关注李师笔下“少年果戈理”其人是否涉嫌托派，而只会叹服这个永远的中学生对文学的敏悟和勤奋追求，以及广田先生对弟子的至爱真情，心血哺育。而我个人重读先师遗作，受教最深的则是六十年前先师早已有教无类，对学生中的“托派分子”和“斯大林分子”一视同仁，同等关爱。这不是一般的世俗所谓之“超脱”，更非有意不问政治；而是十分清醒的独立思考和唯才是育。我不敢滥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类称号亵渎先师，但决不从众媚俗的独立思考、自由精神的确是先师人格魅力、作品魅力、学术魅力之所在。一篇《少年果戈理》当然不足彰显。且另举一例：一九八一年即在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的《创作论》，这部写于一九四六年，经“文革”劫难仅存手稿上卷的重要著作，《文集》仅收部分章节，约略可见其大。港版已二十余年，当时港论好评如潮，称之为“独树一帜的《文学论》”。大概正是这个“独树一帜”成了“众所周知的原因”，所以迄今未见喜赋荣归。李师百年冥诞将至，不只何日始能得读遗著，再受教益。
二00四年三月
少年果戈理
李广田
《少年果戈理》一文最初发表于1942年8月15日出版的《创作月刊》1卷3号，后收散文集《回声》，1943年桂林春潮社出版。
忧郁的时候我常常翻出这十封信，我每每从这些信里看见青春的闪光，我因此就会得到一些慰藉与鼓舞，每当我看见这些信时，我自然先想起这个写信的人，心里念着：他现在怎样了呢？……在一种茫然的感觉中，我忆起了北方平原上那座僻静的金乡城。
那是二十八年十二月末梢的日子，我们经受了一次敌机的狂炸后，就仓仓匆匆地离开了泰安，辗转数日，而到了鲁西的金乡。这是一座很小的县城。到达的第二门早晨，就看见城门上贴出了令人惊心的消息：“济南已经弃守了！”看见眼前这座县城，虽然小，而且穷，但由于周围都被密丛丛的林木环抱着，却也显得紧凑，有生气，非常可爱。有人说：“这座小城可还是我们的！”不知怎么一来，却有人闻声而下泪了。我们一共是二百多人，这时候，大家仿佛显得更亲近起来，更互相爱惜起来，尤其是那些小孩子对于领他们逃出来的先生们。
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我们是住在大街路北的一个周姓人家的，那人家是刚刚办过丧事的。门上的白纸尚还完好，家里除却一两个女人外，就由我们这些新丧了家的人暂时借住着。在两间屋子里住下了我们十几个人，到了晚间，我们就围着一支蜡烛团团地坐在地铺上，谈起来，我们谈到故乡的沦陷，谈到将来的道路，谈到如何妥善地把这一支小小的队伍带到安全的地方去继续教育他们，门外，窗外，常常聚满了在打听消息的学生们，他们常带着紧张的表情在静听着，虽然我们一再地让他们进来一块儿谈谈，他们却更显得畏缩不前了。但就在这时候，忽然，一个青年慢慢地挤开了众人，轻轻地走进屋里来，我们都多少有点惊讶，并不惊讶于这个孩子的独自闯来，而是惊讶于他的陌生，我们都不认识他，虽然从他的服装上我们知道他是个学生，却不是我们自己的学生，他面色白白的，却又因为冷，或者因为心里有点激动，而腮上却又泛出红来，他简直像一个女孩，他的腼腆的样子更像一个女孩，由于我们大家的注视，由于外边许多学生的一点骚动，使他举措不安起来，他不知道如何安置他自己，他更不知道从何说起了。等校长问过他一句话后，他才像在海浪中抓住了一棵水草，他开始报告了他的本意。
他是第三中学的学生，在初中一年级，学校里经过一次风潮，被政府解散了，他本来希望学校恢复后可以继续上学的，不料紧接着就是抗战，就是省城的沦陷，于是他真如漂浮在一片大海上无可归宿了。他的家就在金乡县，这里当然还可以苟安一时，然而他不愿意在这里苟安，他这几天就只想着如何走开，虽然他的父亲母亲都不放他走开。他曾想跟军队一同走开的，但他又不喜欢那些不战而退的军队，他又想找一个做抗战工作的团体一同走开，却也没有得到门径，最后，他听说我们来了，又听说我们要走开，于是决然地来投靠我们。他很忸怩地问我们的校长，“老师，你可收容我吗？”自然我们是收容了的，我们怎么能不收容呢。他很高兴，他深深地鞠了一躬，黑色大衣襟像两片翅膀向两边一闪，分披在额上的头发轻轻一摇，他没入到一群学生中间去了。
这以后，我们有长久的奔波。在这长久的奔波中，我不曾再注意到这个青年。我们经过河南，在河南住过不少日子，又翻山涉水而到达湖北的郧阳，这已是二十七年的夏天了，我们就在这里安定下来。在第一次作文卷子中，我发现一个剧本，那字迹写得相当秀丽，剧本虽然不能说是多么完美，却可以看出作者的创作才能，当我在班里发落这份作品时，我才又心里一动，原来就是他，就是那个金乡的闯入者。这以后我就常常注意到他，他写了许多诗，许多散文，许多小说，我又听说他能画，能刻，他给一份壁报上作的鲁迅像和高尔基像，使我非常惊讶。而且，他又读了很多哲学书籍，许多社会科学书籍，他领导一个读书会，在团体中发生了很好的影响。
二十七年年底，在最冷的日子里，我们又开始了一次跋涉，经过两个月的徒步而到达了四川的罗江。我们在罗江又安定了下来。安定的日子既久，曾经蓬勃过一时的救亡工作冷淡了下来，尤其是演剧工作。当大家都要偃旗息鼓的时候，他，这个像女孩子样子的男孩，却又领导起一股力量。当演剧时，当我看见一个演乡下老农人的人正如他的神态时，我问坐在旁边的同学，“那个拄拐棍的白胡子老头可是他？”“不是他是谁？”我们都笑。学校中—次暴风雨作起来的时候，他穿了一身灰布制服，光脚板拴着草鞋，腰里扎着一条窄窄的皮带，像一个小兵，又像一个工人的样子，他轩昂地站在高台上向群众讲话了。这等时候，我又想起我在金乡第一次看见他的那情形，我以为他忸怩，错了，我以为他怯懦，错了，他天性善良是真的，然而他又确是一个勇敢的孩子，他站在暴风雨的顶点上。
安定的生活过不到一年，安定的生活变成了腐烂的生活，当环境不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