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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我自己，多年来在这个地方穿行了不知多少次，但真正留下记忆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当年上大学时，母亲自家乡来看我，带我在箭楼东南方向的一家服装店里，买了一件毛线衣。我不会忘记母亲看我试穿时，那种慈爱的目光。等到问过了价钱，母亲一时有些犹豫，虽然远谈不上贵，但当时家里很贫困，花一块钱都要算计。但最终母亲不顾我的反对，掏钱买下。那是深秋，旁边的一家卖食品的小铺子里，飘散出糖炒栗子的香味。另一次和一场没有结局的爱情故事有关，背景之一便是这里的纵横交织的胡同。一个冬夜，骑着自行车在炉灰渣、冬储大白菜垛之间的狭窄通道中小心穿行，感受着后座上惬意的重量，姑娘的胳膊羞涩地、若即若离地箍在我的腰上，至今想来都感到一缕温暖。车轮不小心碾上一片结冰的路面，连人带车摔倒了，一时手足无措，却只听到姑娘娇嗔的笑声。
胡同纵横，庭院深深。在阔大的背景中，在旋生旋灭的千万种场景中，这两个画面，只能算上一个极端微小的细节。但它们是属于我的，是我灵魂中的小小芒刺，使我有一种幸福的疼痛。
从这里面的任何一条胡同向东走，都会走到南北方向的前门外大街上。
站在胡同口，左望，是巍峨的箭楼，向右边走，不出一千米，以一个十字路口为界，南边就是永定门内大街。这条大街未必人人都清楚，但要说起天桥地区，不知道的人大概寥寥无几。这一带，也正是报社的东边。今天，天桥仍然是老北京神话的一个构成部分，吸引了许多爱好民俗的寻梦者前来踏访，但估计多半会失望的。任何事物都寄寓于特定的空间和时间中，那些传说中的天桥把势的奇技绝活，已经属于湮灭的过去，时过境迁，即使想像力再为发达，也难以再现当时的生动逼真。倒是街巷的痕迹更为持久牢固，经得起时光的咬啮。这里是平民，更准确地说是贫民的聚居区，穿行在那些破旧逼仄的胡同里，不难想像当年生活的贫寒困窘。
这一带，名气最大的是天坛公园，前后去过不少次，在凉意森森的古松古柏下徘徊，围绕着圜丘上的回音壁转圈，想像时间的浩渺，感到自己在一点点地缩小，几乎像一粒树底下到处都能捡到的松籽。隔着一条大街相望的先农坛，在很长的时间中都荒凉岑寂，让我想到史铁生笔下的地坛公园——当然是七八十年代时的模样。如今，以拓宽南中轴路为契机，道路两边的变化十分惊人。分隔两个公园的平房、商亭、市场、临时建筑等都被彻底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巨大的园林，广植树木花卉，与新建的永定门城楼相呼应，让人鲜明地感受到了复兴的气象。
但一个人的头脑毕竟不是旅游手册，不是大公司名录。对于某个具体的地方，他的记忆会选择什么，却并非仅仅来自于对象的知名度，而更多是取决于它对他的生活的影响程度。对我来说，只要脑海中那一架探测雷达转向东边这一片区域，首先显露在荧光屏上的，是两个医院的形象。
二十年前，到天坛医院求医的患者不会比今天少。这所医院以脑外科手术而闻名。当年，被一片居民楼包围着的医院大门显得十分寒碜，生着煤炉的候诊室热量微弱，穿了厚厚的棉衣仍旧不停地抖瑟。一位故乡的亲戚的儿子，聪明伶俐的七岁孩子，得了一种叫做颅咽管瘤的恶性肿瘤，来这里动手术。这种病发病率极低，据说几十万人中才会发生二例。手术前后，孩子的父母在我的集体宿舍里住了一个月。和母亲无奈的隐忍相比，父亲显然更难以认可和面对这个现实，灵魂被剧烈的痛苦撕扯着，一刻不停。上完夜班已经后半夜了，回到宿舍，他还未睡，靠窗口枯坐着，一动不动，像一座雕像，烟头的暗红色一闪一闪的，不时会发出被压抑的叹息声。这种罕见的病魔为什么会轮到我儿子？我前辈子造了什么孽，要遭到这样的报应？在百思不解之后，一个县城里的孔武干练的警察，彻底的无神论者，也开始怀疑冥冥中或许藏着什么神秘异己的力量。为了排遣痛苦，他时时向一个笔记本上写些东西，有一次我翻，开来看，除了呼天抢地般的痛苦哀号外，还写满了种种猜测，都是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找寻和分析。比如，孩子发病前一年的冬天，鸡半夜打鸣，应该想到这是不祥之兆，但为什么没有注意？刚犯病时，孩子喊头痛喊了半个多月，为什么只当是伤风感冒，拿了一些药吃，而没做进一步的检查？似乎那样做了，孩子就不会有今天的情况。这样的念头分明是谵妄的，但在特定的心境作用下，却仿佛潜藏了种种可能性。痛苦传递到握笔的手上，笔迹也被扭曲得潦草变形，充满了悔恨，似乎自责越深，心情也更好受一些。这种亲子之爱的强烈和非理性令我惊骇。
手术应该说是较成功的，但据医生讲，复发的可能性非常高。因为肿瘤的位置在脑干部位，不能全部切除，但只要留下一点，癌组织就有可能再次生长、繁殖、增大。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只能如此，别无选择。我们都想，孩子已经受了太多的苦，今后来眷顾他的该是那很小比例的幸运了。其后好几年，孩子没有任何病痛，的感觉，那次回老家，看到他长高长胖了不少，脸蛋红扑扑的，也更聪明了，每次考试都是全年级前几名。我们以为总算逃过了一劫——然而这个希望又一次被粉碎。病魔再次伸出魔爪，肿瘤重新长大，疼痛更为剧烈。第二次手术，孩子未能走下手术床。由于失去爱子的巨大创痛，这位父亲在其后的岁月中，陷入忧伤抑郁，几种致命的病魔也乘虚而入。几年前，正当半百盛年，撒手离开人世。我敢肯定，在弥留之时，他一定听到了冥冥之中爱子的召唤。
多年后，我又一次目睹了悲剧的重演。一个大学同学的女儿，得了骨癌，忍受了几年化疗、放疗的痛苦，最后仍然不治，如花的生命在十三岁的花季凋零了。灾难降临时，当然不分男女老幼，“黄泉路上无老少”。但发生在孩子身上，发生在生命之初，总是更显现出残酷和邪恶，让人难以面对。
夺命恶魔的面孔是多样的。不可预料的疾病之外，还有突如其来的灾难。报社一位职工的女儿，在旁边的一所中学上学，一次放学时刚走出校门来到街上，从旁边驶过的一辆卡车撞倒了一根电线杆，不偏不倚地砸在她身上，当场死亡。这种事故发生的概率极其微小，然而只要有一桩，就足以判定其无限邪恶的根性，因为它对应的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当然，绝大多数人不会遭遇这样的噩梦。然而，侥幸躲过了猝然的断裂，谁又能避开缓慢的凌迟？这一种感触，又是同另一座医院相联系的。
友谊医院是单位的合同医院，出大门向东走上十来分钟就能够到达。每个年度的体检在这里进行，单位医疗室解决不了的病痛，也都要到这里就诊。苏式风格的建筑，印证着一段两个相邻大国友善交好的历史。这所医院的太平间，在医院大院的西边，那里有一个侧门，面对着一条南北方向的马路。这条街离报社更近，散步时经常走过，因此经常能看到护工把死者抬出侧门，在身着丧服的亲属的簇拥下，抬上灵车。见得多了，感觉便麻痹了，似乎彼此毫不相干。
这种意识当然是荒谬的。英国诗人邓恩写道：“每个人的死亡也都是我的死亡，丧钟也是为你而鸣的。”万事万物，都被一道无形的纽带连接着，虽然未必意识到。诗人的话如今已经被现代科学印证——混沌学理论认为，大洋此岸一只蝴蝶轻轻扇动翅膀，有可能在几千公里外的彼岸引发一场风暴。但另一方面，这种淡漠、无动于衷，也许自有其深层的理由。除了探究天地人生之谜的哲人，大部分常人毕竟不需要对每件事情都寻根问底。也许，这正是生命被赋予的一种必要机制，使人能够慢慢地认识、习惯并且适应于那些攫取生命的异己力量。过度的敏感，过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