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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用制服和武器撑起来显得像伟大国家的人，吆喝警犬扑向她们，讥笑说：绕圈吧，就像瞎眼的母鸡在笼子里绕圈，可怜的候鸟在旋风中打转。绕圈吧，不想活了的疯女人。
她们的回答是她们活着，并且也要孩子们活着，所以她们继续行走。有谁比母亲更懂得生命，更敬畏生命，谁比母亲更深地体味活着的美好，生命在她们体内萌动的幸福时分。她们拒绝相信她们的孩子已经死去，她们寻找，农妇不就是这样绕着田野呼叫孩子的吗？女人不就是这样绕着街院寻找孩子的吗？她们把孩子的照片挂在胸前，喊着孩子的名字。她们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即没有武器也没有力量，她们只有一个一个真实的故事，她们只有诉说，再诉说，在不断的诉说中阻挡一个一个年青生命的消失。她们跟所有的母亲一样，要看见自己的孩子。为这天底下最简单的诉求，她们必须活着，她们靠自己的悲痛活下来，在悲痛中寻找自己的生命。
从此她们每个星期四都来这里，她们诉说，并互相倾听，也祈祷大地倾听。
一位儿子，失踪时只有19岁，他清澈的眼睛多么像我们家乡的天空，歌声就像天空飘荡的彩云，他在教育学院学习他热爱的历史，希望毕业后能在高中教历史。他的罪就是太年青，太爱思考。1976年5月12日黎明，两辆福特汽车和五个持枪的人闯进家门把他带走，并搜走了他的身份证明。他们声称代表联邦警察局而来，然而警察局却将叩门寻找的母亲推出去，——不，没有，没有抓捕，没有拘押，没有什么五个持枪的人，假使是有，他们当时出示的证明也是伪造的……一个女儿，22岁，在大学里念心理学。那一天，1976年9月1日，灾难降临，我们完全不知道，是在什么情形下，什么人把她掳走了。那么善良纯洁的孩子，总是记挂着世界上受苦的儿童。她爱着一位男孩，约定相爱一生。出事后我请求那男孩离开这个国家，他回答我说：我不想被她当作懦夫，我希望她一直爱我，我要留在这儿和你们一起找她，好让她回来后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然而一年后，那好男孩也遇害了……我的儿子在获释后的三个月再次失踪，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中午，我们一起吃午饭，还一起跳了一支华尔滋舞，他走出家门，自此再也没有消息。我去了警察局、监狱、政府大楼、内务总理办公室、停尸所……我得到的回复是：根本不存在我儿子失踪的档案，或许他在哪里呆着，又或许他根本不会再出现了，谁知道！我去了无名死者公墓，带了一大束剑兰，我给每一个无名的坟冢都插上一枝，希望能从中感应到我的儿子……整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整一个阿根廷，还有什么角落我们没有寻找过。当局不但没有给我们任何交代和解释，还恐吓我们不许再追问有关我们孩子失踪的事情。我们需要平安，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孩子的下落，我们祈祷公义，只有公义能够给予我们平安。
母亲的队伍越走越长。日子一周一周延续，越来越多的母亲来到五月广场。这是因为失踪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多了，这是因为这片土地有越来越多悲痛的母亲，越来越多敢于起身追问的母亲。
一边是伟大的强硬的铁和“石头”，一边是弱小的柔软的躯体；一边是军人的方阵和笔直进军，一边是母亲挽起来的圆环。凶手销毁所有罪恶的痕迹，只留下恐怖的空白，母亲就把自己的脚踏在空白之中，让空白振动生命的响声。母亲们曾经生下了她们的孩子，现在是孩子将她们带进了这个寻找公义的世界，是孩子激荡了她们的生命。
与她们的白发同样悲痛的白头巾是她们的旗，把她们变成了共同的母亲。
共同的母亲大声抗议死亡，她们不能停止，停止抗议就意味着被死亡战胜。她们抗议屠杀，抗议恐怖，抗议掩盖和推诿，抗议镇压和监禁母亲，抗议人的失踪之后记忆的失踪，抗议统治者在1982年的马岛战争时用爱国热情掩盖罪恶愚弄人民，正如他们在1978年用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的喧哗欢腾掩盖罪恶愚弄人民。母亲们唱连祷歌，母亲们行走，母亲们的白头巾连接成白色的横幛，母亲们的心写满失踪孩子的名字，她们现在要求当局交出杀人犯和帮凶者的名单，母亲们绝不宽恕，当有人念到一个罪恶的名字，母亲们就齐声高唱——主啊，别宽恕他们！
30年，广场都长出花来了，繁华的喷泉，太平的鸽子，变幻着颜色的难以言说的天空。母亲们还在这里。母亲们的白头巾还在波涌的圆环里飘动。
母亲们活着，母亲们行走。
于是，这”石头”的广场，还有比广场宽阔的大地，不得不记住她们的孩子，连同记住那血写的历史、记住生命。
事故之后
韩少功
有个村庄的两个后生惨遭大祸。一个电工，一个帮手，架设外线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突然啊呀一声，双双翻倒在水田，水淋淋的身体抽搐不已。
有人怀疑他们违章操作。有人怀疑另有第三者肇事，比方说在配电间贸然合闸。到最后，几乎所有人却一口咬定了供电公司：施工前缺少培训，施工时没有监督，材料质量也可疑……总之他们应对死人负责。当时公司总经理把汽车停在村口，不打算进村了。村民们将汽车团团围住，七手八脚要连车带人抬进村去，抬到惨兮兮的灵堂前去。他们一开始并没想到什么钱，但既然时逢丧礼，狗屁总经理对死者看都不看一眼，鞭炮没有放一挂，祭幛没有送一条，撒腿就想走，实在太没人味，是可忍孰不可忍！
掀了它！掀了它！开个铁乌龟来吓哪个？有人冲着汽车大吼。如果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人们的扁担和锄头还要砸在车上。
总经理只是不想沾包，但不合人情的躲闪犯了众怒。也许正是这一点使舆论全面恶化，使他陷入了是非难辨的泥潭。人们异口同声要求供电公司对事故负责，相干和不相干的恶语都一齐砸过来。加上死者的亲属在场号啕大哭，人见人怜，人见人悲，妇人们泣声纷起，急得总经理满头大汗，钻地无缝，插翅难飞，捐出了两百元还不够，向所有人赔笑脸还不够，最后只得答应承担责任，一咬牙，给两家各赔12万。
到了这一步，乡长才及时地出现，连声说自己来迟了，来迟了，劝退了几个吵闹的后生，然后接总经理去吃饭，算是压惊和联谊。
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灵堂里的调解已经完成。但这算什么调解？我私下里已隐隐约约知道肇事的第三者是谁。这就是说，肇事者并没有承担责任，供电公司却在相当程度上代人受过。在全面推行法制建设的今天，这一结果出人意料。
乡长对我说：“是不是有人肇事，这不难查。但查出来又如何呢？他赔得出二十多万吗？赔不出。查来查去的结果，不但要毁掉两家人，还要毁掉第三家，你说是不是？”
他的意思是，肇事者家里也太穷了，经不起罚。而受害者的家里呢，如果没有补偿，就只能讨饭。“但事实总归是事实……”我支吾着。
“事实是：现在三个家都有了活路，有什么不好？”
“那……供电公司是不是有点儿太……”
“你是说冤枉？是有点，但他们放点血，也是九牛一毛，不过是酒楼里少买几张单，麻将桌上少放几个炮。你还不知道他们？”
我无话可说。我以前只知法度的重要，但眼下不得不承认，法外有法，非法法也。山民们心目中自有一套更为重要的潜规则。这种规则在后果与动机之间更关切动机，比如考虑到肇事者并无恶意，因此须从轻发落；在死者与生者之间更关切生者，比如考虑到两家遗孤都要活人，那么补偿就比查案更重要。他们还怀恨供电公司赚得太多，太容易，太霸气，这次切不可放过。这一切算计如果不是颠倒黑白，至少也是颠倒主次，活脱脱造出了一个假案。但山民们认为此事办得天理昭昭无可置疑。他们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胡言乱语，乡村干部也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两面三刀，反正是要逼供电公司掏银子———何况公司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
我不大能接受这种胡来和恶搞，但三个贫困家庭（受害两家加肇事者一家）由此免了灭顶之灾，在没有工伤保险的情况下能继续活命，又不能不说是各种结果中最让人心安的结果。我能说什么？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村民们对结局一派欢喜。
有人说：“他们死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