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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杀入消费者满意度的前十名。尽管本土品牌在店面建设等硬件上和国际品牌相比并不处于下风，但在软件方面差距较大，在服务意识、维修时间、服务标准的执行力度等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的余地。
其六，品牌溢价能力极弱。品牌溢价能力高低，是衡量一个品牌价值的重要标准。据说有的国产品牌和国际品牌的成本只差几美分，品质上也相差无几。可在市场上，双星鞋卖几十元，而一双耐克鞋却可买到几百元，还能获得更多消费者垂青。在这方面，本土品牌的处境显然极其尴尬。在2005年巴黎举行的“中法中小企业合作洽谈会”上，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指出：中国是纺织品出口大国，可平均一件衬衣只能赚到2。4元。我们出口8亿件衬衣的利润才能买到1架空客A380飞机。
日韩企业的成功启示
与国际企业之间的诸多差距，是每一个清醒的中国企业都无法回避的现实——当年我们的近邻，日、韩企业也曾遇到过类似问题，但他们最终从这种困境中逐渐走了出来，并让整个世界刮目相看，如索尼、丰田、三星、LG等，现在都已发展成为声名显赫的企业帝国。
日、韩企业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要缩小并最终消除与国际企业间的差距，就必须正视现实，解放思想、积极行动。作为竞争对手的国际企业，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本土企业不妨先从模仿做起，学习国际企业的先进理念与手段，减少探索的代价，并在模仿的过程中逐渐学会创新、独立，最终超越自己的老师。
2005年4月30日，在CCTV经济频道举行的“中国品牌高峰论坛”上，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等103家企业共同发布了《中国品牌宣言》，呼吁中国企业“要想在未来获得更高的发展平台和更大成长空间，就必须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尽快完成在品牌、产品、服务、人才等方面的升级，进而推动更多的中国品牌尽快实现全球品牌的跨越” 。
《中国品牌宣言》的内容，大体上涵盖了本土企业今后的发展方向。“没有品牌，企业就没有灵魂。”一位大型企业的老总这样强调品牌的重要性。中国企业必须放弃长期奉行的以制造取胜的简单扩张模式，转而进行品牌经营。
总之，在这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社会中，要让大多数中国人喜欢上中国品牌，并让更多的外国人选择中国品牌，本土企业不能把希望寄托于民族情绪，而应把发展重心放在如何制造出更具性价比的优质产品、如何树立更有亲和力与价值感的品牌、如何塑造企业核心竞争力以超越对手上，并以此超越竞争对手。
救命的礼物之链
◎徐贲
前不久，美国媒体报道了这样一件事：28岁的男子马修做出一个决定，他愿意为一个完全陌生的肾病患者捐出自己的一个肾。马修的条件是，接受者的家人也愿意以同样的条件。为另一个陌生的肾病患者捐出一个肾。医生们通过美周全国范围的搜寻，为马修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受赠者。
受赠者巴巴拉是亚利桑那州的一位女士。她的母亲和祖母都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因肾脏疾病去世，她自己电从小就有肾病。她的丈夫罗纳德愿意为她捐肾，但他不是合适的捐赠者。巴巴拉意外地得到了合适的肾脏，罗纳德很愿意为另外一个陌生患者捐出自己的一个肾。他对记者说：“巴巴拉有了这个肾，我们终于可以白头偕老，我们可以一起看着孙儿们长大。这真是一件神奇的礼物。”
接受罗纳德肾捐赠的是安琪。安琪32岁，多年来靠透析存活，每星期都得在血液透析机上度过数个小时。罗纳德的礼物，让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安琪的母亲含着眼泪对记者说：“今天是安琪新人生的第一天。”为此，她要为一个陌生人捐献自己的肾脏。和捐肾给她女儿的罗纳德一样，安琪的母亲成了捐肾礼物链上的一环。美国人体器官匹配联合会主任迈克？里兹从这个礼物之链上看到了器官捐赠的崭新前景。他说：“美国未来将不会有所谓‘愿意但不匹配’的捐赠者。只要你愿意，我们一定可以实现器官移植。”
在这个生命礼物的捐赠之链中，开始的启动者马修是一个完全无私的利他者，他的捐赠是不需要回报的。他的捐赠行为，证明了康德关于利他心是一种理智能力而非单纯“同情”或“恻隐之心”的论断。马修并不知道谁将是接受自己肾捐赠的患者，他的捐赠并非出于帮助具体对象的感情冲动。我们知道，人即使有了同情心，也不一定会付诸实施。而没有同情心作为原动力的道德理性，反而会让人有深思熟虑的道德行为。
马修的捐赠是无私的利他行为。一旦从此启动利他的礼物之链，其余的每个环节，接力者不必出于完全利他的动机。可以说，罗纳德和安琪的母亲，实际上都是因为自己亲人的缘故而捐出自己器官的。他们的捐赠因此包含了某种功利的目的。但是，这并不降低他们行为的利他价值。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可以形成一种并非完全无私的利他关系。
这种利他关系是一种潜在的社会契约。献血可以说是这种关系的一个典型例子：今天我献血，我并不知道我的血会救谁的命，我也不指望在我需要用血的时候，那个受血者会为我献血。但我相信，由于我和别人生活在一个需要有人帮助的潜在契约关系中，我需要用血时，一定会有其他人为我输血。这种潜在的社会契约，为许多利他行为提供了一种并非完全无私的选择。
这种状态一旦遭到大规模破坏。就会开启一种性质相反的恶性循环。在一个利他行为潜在契约有效的社会里，我看见一个人从白行车上摔下来，前去关心，有需要还会送他去医院。我这么做，并不一定是因为我特高尚、特道德，而是因为我的潜意识会让我自然地将心比心，告诉我自己，如果摔的是我，别人也会这么做。在一个人际潜在契约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里，别人摔了，我会袖手旁观，我的理由是，好人做不得。不要说以后我自己摔了。别人不会管我，就是眼前，我帮他。说不定给讹上了，马上就有麻烦。
潜在的社会契约实际上涉及了利他行为和社会正义的关系。一个社会越正义，在彼此需要帮助时潜在契约越有效，社会中的人就越会有利他行为。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社会中越多的人有助人为乐的利他行为，潜在的社会契约就越有效，也就越具备鼓励其他人助人为乐的整体正义环境。我们的社会有待建立的，正是这样一种良性循环的社会契约。
（班超摘自《新京报》2007年8月25日）
广场上的白头巾
◎筱敏
30年过去了。她们还活着。
她们是阿根廷五月广场的母亲。她们的孩子失踪了，在军政府恐怖统治时期，甚至更早的庇隆政府时期，铁血的罪恶袭击了那些孩子，他们被从家里、从学校里、从黑夜或白日的街头。三十年，杳无音信。年复一年物换星移，天空的颜色由猩红而漆黑，由幽绿而皓白，天空已经完全不是母亲和孩子一同晒过太阳的天空。母亲的头发全都白了，如秋深飘落树冠的枯叶，寒冷进入树根。母亲们围起白头巾，那是她们年迈的悲痛的旗。30年，她们还在这里。
起初她们是14个人。1977年4月30日，十四个母亲出现在五月广场那座玫瑰色的宫殿前面，询问她们儿女的下落，要求军政府对她们儿女的失踪作出解释。她们面对的是“石头”，“石头”僵硬而且庞大，既看不见她们也听不见她们。
——没有什么年轻人失踪。
——这些失踪的年轻人是国家的敌人。
母亲的行走就是那天开始的，母亲们绕着广场在“石头”面前行走。她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不知道哪里能有一盏垂顾她们的风灯，在“石头”和铁的国度里，母亲完全没有道路，然而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母亲必须行走。她们互相挽着，走一个圆圈，再走一个圆圈，就像她们生火、烧饭、缝小袄、洗尿布……从黎明操劳到夜深的周而复始的日子，从春到冬，从冬到春的循环往复的生命。
广场上伟大的金字塔，伟大的骑马的青铜的将军，伟大的总统府和市政厅。伟大的脚下，这些渺小的女人。
那些用制服和武器撑起来显得像伟大国家的人，吆喝警犬扑向她们，讥笑说：绕圈吧，就像瞎眼的母鸡在笼子里绕圈，可怜的候鸟在旋风中打转。绕圈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