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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了！”我说，人人都知道进摩根先生的私人办公室比拿着包裹进白宫还难。
可他说，“我进去了。”
“你怎么进他的办公室的？”
“我又怎样进你的办公室的？”他反问我。
“不知道，你说吧，”我说。
“噢，我进摩根办公室的方式和进你办公室的方式是一样的，我只是同门口的那位伙计交谈了一下，他的工作就是把我拒之于门外的。我让摩根签字的方式也和我让你签字的方式一样。你当时根本不象是在签那套书的合同。你只管顾拿过我给你的自来水笔，做我要你做的事。摩根也不例外，就象你那样签了名。”
“那真是摩根的签名吗？”大约三分钟后，我抱着怀疑态度问道。
“当然是！。”
“看来是真的了？”
“当然是，”他回答。“我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这就是奥妙之所在。我非常感谢你，再见，利文斯顿先生。”他开始朝外走。
“站住，”我说“我一定让你从我这儿挣到两百美金。”我递给他三十五美元。
他摇了摇头说道：“不，我不能那样做。不过，我却可以这样做。”然后，他从衣袋里拿出那张合同，撕成两半，把碎片递给我。
我数了两百美元递给他，可他还是摇头拒绝。
“难道你不是这个意思吗？”我问。
“不是。”
“那么，你为什么要撕烂合同书呢？”
“因为你没有对此大发雷庭，而是从我的角度出发去接受这件事。”
“可我是自愿给你那二百美金的，”我说。
“我知道，钱可不是万能。”
他言语里透露出的东西感动了我“你说得对，钱不是万能。现在要我为你做点什么呢？”
“你太急燥了！”他说，“你真的要为我做点什么吗？”
“是的，”我告诉他，“我要为你做点什么。但是，是否为你效劳就看你的意思了。”
“把我带到埃登·哈顿办公室去吧，给他说我要同他谈三分钟。然后，让我和他单独交谈。”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说，“他可是我的好朋友啊！”。
“他有五十岁了，也是个股票商人呢，”这位书籍代理商说。
他说的倒是实话，因此只好把他带到埃德办公室去。这之后，我就再也没从这位代理人处听到什么信息，也没听说他的情况。可是，在几周后的一个晚上，我进城时，却在第六大街拉丁区与他不期而遇。他摘着帽子致礼，我也点头回礼。他走过来问候我，“利文斯顿先生，你好啊？哈丁先生好吗？”
“他很好，你为什么这么问？”我觉得他似乎有什么隐情。“你带我去见他的那天，我向他推销了价值两千美元的书籍。”
“他可对我只字未提，”我说。
“是的，他们那种人是不会提起这种事的。”
“哪种人不谈这种事？”
“那种从不犯错误的人，因为出错总不是好事。他那种人总是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别人的话听不进去，那种人能教育好自己孩子，和妻子恩恩爱爱，利文斯顿先生，你为我做了一件好事。当你迫不急待地要给我的两百美金的时候，我就期待着这事发生了。”
“要是哈丁先生不订购你的书怎么办？”
“哦，我知道他会的，我早就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不会有问题的 ”
“你说得对，可是，要是他不买书呢？”我坚持己见。“我就会回来向你推销。再见，利文斯顿先生。我要去见市长了。”公共汽车在公园站停下来时，他站起身来：“希望你卖给他十套，”我说。“市长阁下可是个官场的老手，我也是个共和党人。”他一边说，一边悠哉悠哉地向车外走，心想汽车会等着他的，公共汽车也确实等了他。
这么详细地给你讲这个故事是因为他涉及到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这个人使得我买下了我不愿意买的东西。他是第一个让我做违心事的人。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但确实有这么个人使我做了违心的事情。你不要指望这世界上了不起的推销员就只有一个，也不要奢望自己会完全摆脱人为因素的干扰。
在我礼貌且坚定地谢绝同波西托马斯合伙做交易之后，当他离开办公室时，我发誓我们俩今后绝不搅和在一起的。我认为再也不会和他见面了。可是，就在第二天他来了一封信，感谢我主动提出帮助，并且邀请我去同他见面。我回信说我会去的。他又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就登门拜访了。
我非常了解他。听他说话总是一大乐趣，他见多思广，谈吐风趣。我认为他是我遇见过的人当中最具魅力的人。
他博览群书，博闻强记，讲起轶闻趣事来有着非凡的天赋，因此我们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他机智的言语给人深深的印象，他根本不是油腔滑调那一套。我曾听到许多人指责过他的不是，甚至说到他虚伪。可我有时候在想，要是他那非凡的谈吐不是来自于他首先得使自己心悦诚服以便因此获得巨大的力量去说服别人的话，他怎么可能成就大事情呢？
我们自然还是就市场情况详细地进行了交谈。我不想做多头买进棉花，可他却相反，我看不出做多头有什么好处，他却和我看法相反。他还列举了大量事实和数据，似乎应该听他的，可我还是没动摇。我不可能否认这些事实和数据的可靠性，但是也不能动摇对自己理解力的信任。可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直到我对从商报和其他日报上得到的信息产生动摇为止。这意味着我不能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市场了。一个人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推翻自己深信不疑的事情，但是他可能被人用言语引诱到一种态度暖昧地步，更糟糕不过，这就意味着他做起交易来既没有自信又没有乐趣了。
倒不是说自己给完全弄糊涂了，但是，我把握不住自己了。更确切地说，已经不能独立思考了。我不能详细地描述出使我进入一种后来证明是付出巨大代价的心态的每一步骤。我认为正是他对自己精确数字的自信而不是市场导致了我的结局，这种自信是他独有的，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和我一点都不沾边。他反复地述说在南方他有许多绝对可靠的情报员。终于我用他的方式仔细研究了这些情况，因为我们都在读同一本书的同一页，书是由他拿着展示在我眼前。他思路清晰，一旦我接受了这些事实，毫无疑问，由此得出的结论就和他的一模一样了。
他最初同我谈起棉花市场的时候，我不但看跌，而且已做了空头。后来，我接受他所说的事实和数字时，开始担心自己先前的主张一直是建立在错误信息上了。当然，我自己不会那样想，也不会平空头。一旦托马斯使我认错，我就翻多了。我就是这么想的。你知道，我这辈子别的没干过别的，就是买卖股票和期货。我很自然地想到，如果做空头错了，自然该做多头。如果做多头是正确的话，就必须买进了，就象我的老朋友帕尔姆·比奇一样，潘特·希姆也爱说，“直到你下了赌注，你才明白！”我必须证明我对市场是判断是对还是错，而这一切只有在月底时从经纪人的帐单上证明。
我开始买进棉花，很快就达到了我通常的水平，大约有六万包。这是我交易生涯中最愚蠢的举动。不是凭自己的观察和推理，只是在玩别人的游戏。如果让我自己做，决不会有那样的结果。我不在并看涨的情况下买进，而且也没有按照经验积累头寸。我的交易方式不对，你瞧，我栽了。
市场并没有按我的方向发展。当清楚自己的处境时，我既不害怕又不急燥。但是，如果托马斯是正确的话，市场走势不该那样。走错了第一步，我又迈错了第二步、第三步，自然弄得乱七八糟。我任凭自己被言语引诱着不斩仓。这种把戏同我的天性格格不入，不符合我做交易的准则。即使我当年在对赌行里干的时候，都比现在清醒。可不知怎么了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托马斯化了的人。
我不但做多头买进棉花，而且还买进大量的小麦。小麦做得很漂亮，浮动利润很大。我愚蠢地想支持棉花市场，把头寸加大到十五万包。可以这么说，这时候我的感觉并不非常好。说这些不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掩饰过失的借口，而只是陈述事实真象。记得我后来去了海滩度假。
在那儿逗留期间，我对一些事认真回顾了一下。在我看来，我那些投机的诺言太过分了。一般说来，我这人并不胆怯，可是有点紧张感，这就使我决定要减轻自己的负担。为了达到这一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