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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原本天经地义的信念的失去对许多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心理学家维克多 •；弗兰克（ VictorFrankl）曾在他的《追寻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一书中描写了他在纳粹集中营的年时光。他还建立了一个精神病学派，进一步研究人们寻找生活意义的动力。他将现代人的忧虑归因于一种双重的缺失：首先，很久以前，我们就克服了原始的动物本能，这些本能其实曾让我们避免了选择，获得了心理安全。 其次，在比较近代的时候，一些群体传统也迅速地消失了，它们曾经是我们的行为支柱，教导我们在生命中许多重要时刻应该如何去做。
在过去的50年里，这种信念的消失迅猛加速。在弗兰克看来，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两种补偿性神经官能症的产生：对权力的意志（其中对金钱的欲望只是一种表现）和对愉悦的意志（其中性变得令人着迷，性欲变得失控）。当然这两种神经官能症现在看来都不是什么新事物，当代生活中它们都非常明显。但是在它们的背后实际上弥漫着一种不满情绪，那就是发达社会中许多人都经历过的一种背离感，即大多数人都在逃离每日为生计所做的挣扎。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抑郁症的发病率在升高。也许还不好确定，但这是焦虑存在的一个有力的证据。在较富裕的国家， 20世纪的到来是以一种契诃夫式的对虚幻黄金时代的思念为标志的。但是随后社会会知道进步将意味着什么，即使这让它们感到不舒服：在《樱桃园》（The Cherry Orchard）中，骄傲自大的商人陆伯兴代表了新的商业主义和城市化的精髓，而斧子砍倒樱桃树的声音正是进步的声音。
20世纪的后半叶有一种更为不祥的基调，是奥威尔（ Orwell）、卡夫卡和贝克特（ Beckett）定下的，后者在他最著名的戏剧《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中塑造了弗拉季米尔（ Vladimir）这一人物，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了人类在 20世纪经历的困惑：“我们在这里做什么，这才是问题所在。而幸运的是，我们碰巧知道答案。是的，在这无边的迷茫中，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我们在等待戈多的到来。”然而戈多一直未到。
21世纪焦虑的对象是什么？我们须拭目以待。但是对于许多发达国家中的人而言，这个谜团已经解开。他们看到了樱桃园的消失，进步已然到来，取而代之的东西并没有满足找寻意义的意愿，他们对戈多的到来失去了一切感知。
无法释怀的温情
酒会后，蒂姆回到了他停在外面的车中。他以前是英国公立学校的学生，如今已经在各方面有所建树。在完成学业后，他来到了伦敦商业区。现在他是一家国际银行的分行经理，作为职业生涯发展的一部分，他被派到了印度。他有一套宽敞的住房，一位厨师，一份很好的薪水和一辆漂亮的车子。今天晚上，这辆车吸引了一小群孩子们。他们是成千上万街头小孩中的一部分，在孟加拉邦拥挤的首府艰难度日。
在蒂姆走近后，孩子们开始抗议。他为什么把车停在了黑暗中？他有没有意识到，如果车子受损而他向警方投诉的话，警察会怪罪到他们头上？由于就那样把车子扔在了那里，他把这群孩子置于被逮捕的危险之中，至少也会挨一顿打。
正文 第1章 金融世界的喧哗与躁动（6）
与大多数西方人不同，蒂姆停了下来。他蹲了下去，和孩子们说起话来。他提出让孩子们以后在车子上、车子下、车子中睡觉，只要他们保护车子不受盗贼损害。孩子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在这位不同寻常的英国人把车开走后，他们问自己，这个人会不会遵守他的诺言呢？
他遵守了，而且还做了更多。后来，当一位孩子得了重病时，蒂姆带他去看医生，这个医生是他银行的客户。孩子需要一个住处来康复，于是蒂姆把他带回了自己的家。慢慢地，其他孩子也加入进来。没过多久，30名街头小孩就满满当当地占据了他家。银行方面意识到，比起照管银行，他们年轻的分行经理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照料街头的小孩，于是便把他召回了香港地区的总办公室。每个周末他都会飞回加尔各答照料孩子们。不久后，他辞职创立了“未来希望”（FutureHope）慈善机构。
20年里，他不辞辛劳、不计成败地坚持着。他看到孩子们长大成人、获得了他们以前难以想象的成功，看到有的去读大学，有的离开了，甚至有时还看到了孩子们的离世。今天，“未来希望”照料着 200多名孩子。蒂姆已经结婚，并且拥有了3个自己的孩子。他和妻子艾丽卡把街头的孩子们看做是一个大家庭。生活总是混乱、不可预测且令人失望，但却有着无限的意义。
这不是一个旅行指南中显眼的地方。年轻的澳大利亚财务培训生詹姆斯面色苍白、满怀惊奇地站在内罗毕最臭名昭著的贫民窟前，这里也是肯尼亚黑帮组织“群众帮”（theMungiki）的大本营。
道路一旁成堆的垃圾在燃烧，野狗在街道中游荡；没有任何卫生可言，也几乎没有电力。这座孤儿院有 个房间，收容了 20个年幼的孩子。有3间教室，2名老师，几本沿用着错误的教学大纲的老教材，地上有一个洞作为厕所，有一个水桶用来洗澡，有一个橱柜用做厨房，还有两间卧室，里面各有一张床。在男孩的房间里，4个孩子挤在一张单人床上，还有8个睡在混凝土的地面上。女孩的房间安排也是如此，只不过管理员也挤在了床上。
结束培训后，詹姆斯开始了4个月的休假，他准备与一位朋友一起环游世界。他们计划先在非洲做一些志愿工作，之后到喜马拉雅山旅行，并游览欧洲。一次偶然在网上的聊天让他们从悉尼飞到了内罗毕，接着坐汽车来到了圣奥迪普孤儿院。几天之内他们便决定取消之后的旅行安排，用准备在欧洲喝酒的钱给孩子们购买更多的床、教科书、厨具和衣物。
9月，詹姆斯必须返回澳大利亚接受培训，但是在离开之前，他与孤儿院的女总监和两名老师见了面，告诉他们他的支持不会结束：他会在接下来的 12个月里想办法出来。在回到家中后不久，他收到了肯尼亚当地一位朋友的邮件：“詹姆斯，4天前这里的负责人把孩子们赶到了街上，换了锁并一走了之。老师们甚至都不能把他们的包带出来。他把所有东西都卖掉了，甚至包括教科书……圣奥迪普孤儿院不复存在了。”
通过电话和邮件，詹姆斯和一位朋友安排了一辆汽车，把大多数孤儿带出了城市，来到了一个叫做茫乌的小村子，距离内罗毕大约有 1小时的车程。他们以60美元一个月的价格租下了一所小房子，并将其命名为法米利亚 •；莫加儿童中心（这个词在斯瓦希里语中是“同一个家庭”的意思）。第二年3月，他向会计公司申请延长了假期，与女朋友海蒂一起回到了肯尼亚，一住就是两个月。他决心找到 名从圣奥迪普孤儿院走失的孩子。后来，他们找到了8名中的6名，并把他们带到了新的孤儿院。詹姆斯不知疲倦地工作，以筹集更多资金和支持。 今天，他可以自豪地说，孤儿院的24名孩子有全职的社会工作者、女总监、总监助理和孤儿院经理来照料他们；他们一日有三餐，上完学后有特别的辅导，有自己的床，有干净的饮用水，还有鞋子。
细细思考这些平凡而卓越的人们的故事，让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想必所有人都会如此。如果他们对自己将要为世界做些什么的责任如此明确；如果他们有勇气放弃舒适、安全的居所，去承担这样的风险；如果他们准备带自己的家人和孩子一起到这些地方义务奉献，甚至是一生都生活在那里，到地球上最饱受虐待和剥削、最不受关注孩子中间，其他人为什么不能呢？我为什么不能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都太厌恶风险？是不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上的责任没有了信仰？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否应该为自己感到惭愧，因为我们固守于自己熟悉并享受着的相对奢侈的生活中？
正文 第1章 金融世界的喧哗与躁动（7）
也许我们对眼下可享用到的愉悦感到满意和轻松，因此我们决定让自己的良知停留在一辆漂亮的车子、一所独幢的房子以及有异国风情又无需冒险的假期上。也许我们是在做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如果我们让所有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