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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混沌 作者:从维熙-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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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坐牢;她也因其父亲的问题,而被开除出上海震旦理工学院医科专业,后来听说经受过比
我们劳改还要严酷的监狱生活。至于更具体的情况,他也无从知道,但他告诉我,想要了解
她并不难,因为她的爱人王继昆是个老右,也在这儿劳改。
    “你认为她为什么能有那么惊人的毅力?而又那么默默无言?”
    葆琛君低声地回答我说:“反正不是‘老三篇’显灵!”
    “那又是什么力量显灵?”
    葆琛君突然反问了我一句:“你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是不是又犯了你作家的职业病
了?”
    我无言以答——我当真不知道一个女号的行为,为什么会对我产生这么大的诱惑。在我
的小屋中,我曾与张沪探讨过英木兰的精神动力问题,她与葆琛君的看法一致,说我死去的
文学梦,被这件不凡的事情,给重新点燃了。我极力否认这一点,我说我只是在浑浑噩噩的
生活中,发现了并不浑噩的人——而且她是个女人。
    轮到我进屋去看病了。她在为我看病,我则在仔细地审视她。致使她觉得我这个病号,
目光中流露出异常。她先用手擦了擦她的脸,以为她的脸上带有什么污垢。我连忙低下了
头,怕她把我看成一个流氓。
    “名字?”她说话是简短的。
    我告诉了她。这回轮到她来审视我了,她说她给张沪看过病,知道我们的一些情况。我
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询及她爬大烟筒的事,这不仅因为看病的病号挺多,还因为我和她只是
初见,在此时此刻我如果谈及这一问题,不仅十分莽撞,而且有失礼仪。所以她给我开了
药,我立刻就走开了。但是她那形象,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把“无畏”这个字眼,与她联系
在一起。她体态倒是并不单薄,但是她脸上那文文雅雅的气质,怎么能使人和爬高高的烟筒
钩连在一块儿呢?直到很久之后,葆琛专为此事,带我去找了她的丈夫王继昆,后来又渐渐
与她熟悉了,才算对英木兰的坚毅之举,有了铭刻于心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是对她个人
的,也是对历史和社会的;还可以视为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别一种类型的认知——因
而,我在这里不能不多花费些笔墨,忠实地记录下这个劳改中的奇特人物。
    她落生于1933年9月的北京,我与她同庚但她比我小着半岁,当我17岁那年,正在中
专读书时,她已经成了阶下之囚了。按法律,不足18岁的未成年人,何以成囚?这是一个
法律之蚀。反正她与几个在教会就读的同学,在同一天的晚上,都被带进了公安分局。逮捕
她的理由一直是个谜:一个从小进了教会办的慈幼院的孩子,少年时代进了教会的辅仁女
中,16岁进了震旦大学的年轻知识分子——即使是教会办的学校,她的家庭又是信奉天主
教的世代家庭,似也没有被逮捕的理由——因为她当年才17岁呀!
    进了分局对她震动比较大的,是从分局向提篮桥监狱的转移,持枪的武警,先把她们五
花大绑地绑好,然后让她们两个人一对前后对齐——她当时有点心颤,以为是一颗子弹,可
以射穿前后两个人的脑袋哩!但是武警并没有处决她们,而是把她们押送到了监狱。
    英木兰说:“过了没有被枪决的一关,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了。由于当时我的年纪很
小,倒觉得里边挺好玩的。牢房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四周的墙都是黑色的。还有使我觉
得新鲜的,提篮桥监狱是一座上下相通的楼,从上可以直接看到下边,这个陌生的角落,使
我有一种身在教堂的神秘感。当时,吃得当然比不上在学校,但是每吃一次鸡蛋,出于从小
受到的教育,我都让给别人。我最小,我该这么做。当时我就懂得人活在世界上,没有比付
出更神圣的事了。”
    “付出”这两个字,对我很有启迪意义。所以我有如此的感受,与英木兰后来在生活中
的一连串的付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她在监狱里关押了一年多,终因没有具体罪行而被
释放。她回到故园北京时,年仅19岁——这时她才似乎明白了一点点,她是因父亲的株连
和宗教的关系,而进监狱的。她的父亲英纯良(英千里之弟),因昔日参加过胡宗南的部
队,后又脱离了国民党,在辅仁大学担任国语系教授,专事文学的教育工作——他认为脱离
了国民党,就再也不是国民党了,解放后“没有登记”,因而在1953年镇压反革命时被
捕,被判处7年徒刑。其父如此,其女亦然——这种血统株连,一直像影子一样追随着她。
    回到北京以后,她从事医疗工作。尽管她在震旦医大并没有毕业,但是她天性聪颖,对
医学苦苦钻研,在一家震旦学长开设的诊所里,很快成了一个优秀的医生。但是好景不长,
几年之后,反右派运动开始,她并没有任何反动言行,可是追随她的那个影子,并没放过
她,在1958年,她被勒令停止了医生的工作——与社会上的“五类”分子,一起被送往京
西一个劳动地点从事运输的装运工作。
    当时的她刚刚20岁出头,不但有充沛的体力,更有乐于助人的精神。无论从事什么劳
动,她都是个佼佼者。为此,到了那儿没有多久,便被调到运输厂的医务室工作。那个简陋
的医务室,没有任何外科的手术设备,但是她在那个方寸之地,为患者进行了近乎于神话般
的手术:青光眼的开刀,白内障的摘除,以及众多在小医院都无法进行的小手术。英木兰的
工作,在那个年代已经不同凡响,更令人崇敬的是,不久有一个来自儿童医院的大夫,因身
体不好,参加体力劳动有些困难,请求英木兰帮助她进医务室工作。英木兰不仅为她办成了
这件事,自己还顶替了她的角色,回到负重的体力劳动中来。此事,曾在运输厂引起轩然大
波,劳动成员们对此纷纷表示不平。但是英木兰对此安然处之。她对我讲起这段生活时说:
“一个人如果把付出作为人生的坐标,那么他就永远精神不死,我就是这么理解人生的。所
以无论面对多么大的困难,我几乎没有畏缩的记录。”
    这就是英木兰。在此之后,她多次为别人付出:在1966年“文革”前夕,当时她已然
从运输厂被转移到“强制劳动”的劳改农场天堂河。虽然对她说来,这等于步入了谷底深
渊,但是她依然不改博爱于人的初衷。当时,在北京的儿童中,出现了“流脑”。为医治这
样的病儿,常常要为病儿输血——她身为医生,一次又一次地从自己身上抽血,将自己的生
命血浆,献给那素昧生平的幼小生命。致使她自己因营养匮乏,而患上了肝炎。她将她的这
些行为,一律认知为“应该的付出”,而与劳改农场的表现好坏,没有内在的关系。
    我相信她的自白都是真实的,这个印象的得来,是多方面的综合:“文革”年代,大大
小小的批判会是不间断的。在我的目光中,她坐在会场一角,从来没有过什么是与非的表
态;这不等于她的心里没有一杆秤,但她是从不哗众取宠或有意讨好任何人的——包括劳改
干部在内。大辛庄农场的头头赵书记,老婆一连生了几个丫头,第六胎好不容易生了个带棒
儿的小子——可惜老天有意与之为难,孩子在没有满月的第28天,突然得了肺炎。英木兰
并没有从事儿科的任何经验——她大着胆子给那个婴儿使用了头皮输液,结果那孩子的生命
保住了。那位头头的夫人,为了答谢她的昼夜监护,用报纸包着一包东西,非要送给她不
可。英木兰推辞不下,拿回去当众打开——里边是四个白面馍馍,她笑着将其搓碎,喂了鸡
舍的鸡。她说,她费尽心血甚至是冒着风险,抢救那个孩子,只因那个婴儿是个生灵,而别
无其他。就是劳改成员家属生下的婴儿,也不会例外——只要是我能干的,我一定干好;即
使是我不能干的,我也要试试。
    最后,我和她谈起她的婚姻。在我的认知中,一个自幼受天主教会影响较大,并把付出
视为生命本能的人——特别是女性,大多属于对婚姻淡泊的类型。英木兰认同了我的分折,
她说她所以迟迟到38岁才与王继昆结合(王继昆是来自外语学院的老右,英木兰的英语也
非常好),两个人有共同的语言,只是她走出这一步的原因之一;而更为本质的问题所在,
是出自于她对他的同情。王继昆本来是有一个美好的家庭的,夫妻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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