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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大窑内出砖，真犹如孙悟空进了火焰山一般——《西游记》是并不存在的神话，可是大
轮窑的烧烤蒸煮，却是劳改队的真实。出窑工把砖拉出窑来，是用一辆专用的木架车，出窑
人要站在烧好了的砖堆之前，一块块把它们装进木架子车——那车可以容纳200块砖，出窑
人要装上个把小时，才能把砖车装满。而一个班内你必须把砖全部拉出窑洞，因为下一个班
就要装进新坯——也可能我是第一次干出窑的活儿之故，顶替张汉文的那个班时，我差一点
儿晕倒在灼热的大窑之内。
因而，我一见那40米高的大轮窑的烟筒，就立刻想起那次从窑内出砖——若同在老君
炉里炼丹的记忆。在砖窑我大约干了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因为化工厂上马在即，急需机械配
件，场内挑选一些有文化的人，到一所大庙改成的配件厂当机工。我被挑中了，于是，刚刚
熟悉了拉坯车技术的我，又被调往配件厂铣工车间当铣工。记得当时有一个姓孙的老右，他
是上海人，来自于理工学校；还有一个名叫张大中的老右，他来自北京郊区丰台，原来是个
教师。他俩都是精通车床业务的人，因而是我的师傅，我是他俩的徒工。我从小代数课几乎
没有及过格，还有过考零分的记录，让我站在一台立铣铣床前面干需要计算的活儿，实属小
才大用——是把木棍当椽子用的拔苗助长之举。
记得，队长找我谈话时，我如实地对他述说了我的苦衷。他说：“你的手过去能写文
章，怎么就干不了这个活儿呢！”
我诚恳地请求说：“那是两路功，从工作出发，您还是让我拉坯车吧。”
他有点儿不高兴了：“这既是工作需要，也是对你的照顾。砖窑的活儿，你不觉得累
吗？”
“累惯了，也无所谓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我确实掌握不了铣床的性能，特别是立铣
铣床，它要求有数学头脑。”
他立刻像是发现了我的什么破绽似的，板起脸来训斥我道：“你既然不懂，怎么知道它
需要计算！我看你改造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改掉你反动知识分子的清高。你干也得干，不干
也得干！”
想不到我的这片真诚，在他眼里得到的却是反证，这让我有苦难言。在有些劳改干部
中，确实有一种逆反的推理模式：以假为真，以真为假。你越是说自己不行，他越觉得你行
——你越是说自己行，他越觉得你不行。我再要申辩下去，是自讨没趣。我就是在这种情况
下，成了一名不称职的铣工的。非常遗憾，开立铣铣床制造机械配件的日子，我出过好多好
多的次品。记得，最为严重的一次，在一个夜班的8个小时之内，我一连折断了两把铣刀。
好在管理我的两个右派师傅，还能知道我的苦衷，不然扣上个有意破坏生产的帽子，是非常
容易的事。在曲沃演出的是“豆箕相煎”；在这儿演出的却是相濡以沫——知识分子中间的
老右，像天上的云影，有的甘当白云苍狗，有的千方百计在阶级斗争的疲劳轰炸中，追求闲
云般的自我安闲。在我的认知里，与我同组的张和孙，就属于后者的类型。与他们渐渐熟悉
以后，我才知道来到这儿的同类很多。其中革命资历最老的名叫朱希，是来自新闻出版界的
右派，还有来自于老上海交通大学的谭其飞，来自化工系统的工程师罗金生，来自儿童医院
的Ｘ光专家吕守栋，以及来自北京院校和毕业于北京院校的曹大士、王继昆，来自机关的干
部、教师、职工何成伟、王仲仁——其中还有一个与我只有一面之缘，但是却永生无法忘却
的老右姜葆琛。我们在茶淀老残队旁边的大芦苇塘相识，他曾带我去见了老残队中处于弥留
之际的美学家吕荧。
他们都属“强劳”分子，比劳动教养分子的罪名轻一些，但是“文革”不管你是什么
“分子”，在林彪的一号战备令发布之前，他们先到了天堂河农场，后去了茶淀农场；待
“一号令”颁布之后，他们与我们一样，前前后后都来了大辛庄农场。由于我一直在大轮窑
劳动，而大轮窑在大墙的外边，所以没有遇到众多的老右；而今我走到知识分子密集的配件
厂，才知道“大转移”中，山西成了“垃圾箱”，形形色色的“不安定分子”，都倾倒到山
西来了。
第2节 英木兰的生命传奇
说起来它有点像是70年代的聊斋了，来到大辛庄不久，就听到了一个富有传奇的人物
的名字——英木兰。在砖窑有人谈论她，到了配件厂对她的评说就更多。一个劳改队中的女
性，之所以能在男性王国中产生轰动效应，是因为她在大辛庄，做了一件压倒须眉、震动全
场的事。
有一天，砖窑40米高大烟筒的顶部，因沉积的粉尘大多，需要有人到大烟筒的顶部去
疏通。劳改队长当然只想到了男号，他在队列前，号召能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人，勇敢
地站出来，主动完成这个艰难的任务，以此立功赎罪。为了鼓励勇者，队长在大轮窑下摆了
一碗酒，目的自然是以酒壮其心志，豪其男儿之胆，以完成这个谁看了都心颤的活儿。
会场死寂了多时，没有人敢于应答。谁都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活儿：这儿没有吊
车，登上那么高的烟筒，要靠手脚并用地一格一格地爬镶嵌在烟筒上的铁梯。人站在地下往
上看，都有些眼晕；要是从上往下看，腿肚子都会转筋。就在队长为难的时候，人群中突然
走出了医院的女医生英木兰。她刚到轮窑之下时，人们都以为她是执行救死扶伤，准备抢救
险情的。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身着白衫的英木兰，走到轮窑的大烟筒之下，没有任何表白，
就开始了她的生命攀登。
在场的男号都惊呆了。队长们也面面相觑。道理十分简单，这样的活儿，让一个从医的
女号去干，在劳改队还没有先例。何况这个英木兰，是个在上海读过医科大学的女号，人又
长得恬静而淑雅，连说话都是细声细语的。队长们历经了片刻的研究，大概认定她不会是到
大烟筒上去自杀，便在茫然不知所措当中，没有阻拦她的行动。结果在众多男号面前，她一
步一步地攀上了高高的烟筒，并完成了清扫烟筒上顶的活儿——英木兰的名字，从此响遍了
全场。
乍听到这件事情时，我也在内心不无疑惑——固然妇女早有半边天之称，但毕竟因生理
与心理等因素，不太适合这项劳动。她在内心何以会没有恐惧，而使须眉们为之失色的呢？
又由于她的名字与中国古代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只有姓氏上的差异，又强化了我索密的潜在
愿望——有一天，我身体有些不适，借看病之际（她在医务室工作），首先想看一看此人，
当然更想知道她何以会有压倒眉须的坚毅精神。
记得，那已是初冬时节，我穿着一身厚厚的棉衣，走进医务室的过廊，那儿已经有几个
病号，坐在长椅上排队候诊。我正伸着脖子，好奇地向室内眺望，突然坐在我前边的候诊病
号，拍了我肩膀一下：“喂，老兄，还认识我吗？”
我看了看招呼我的人，他身着一件蓝色的棉猴，连帽子也套在头上，外露的只有他的那
张瘦削的脸。他见我流露出陌生的神色，便把他那三角形的帽子，拉了下来。
“是在哪儿见过你，只是……”
“你还记得有一个人，带你去见死前的吕荧吗？”
若同一道从天而落的闪电，我的思维立刻被照亮了：“你是姜葆琛？是在清华大学被划
成的右派？早听说你也来到这儿了，只是总在大院外边干活，没能见到你。”
说实话，他如果不提起美学家吕荧，我是无论如何也认不出他来的。因为我和他昔日只
有一个小时的见面机缘。但是姜葆琛能够画龙点睛，一提吕荧的名字，就打通了我的全部思
路。
我们俩紧紧地握了手。虽然我和他的邂逅，给我带来了快慰，但我的中枢神经，仍然在
英木兰的精神光环笼罩之中。在我看来，她的不凡绝非来自于天然，一定有着造就她的不凡
的社会基因。因而，在我与姜葆琛初见时的话题，既非他，也非我，而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一
个奇异的女性。葆琛对她的情况也只是略知一二，他告诉我英氏家族，在解放之前的北京，
是个名门望族。她出身于一个天主教会的世族家庭，在解放后不久，她的父亲作为反革命被
捕坐牢；她也因其父亲的问题，而被开除出上海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