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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混沌 作者:从维熙-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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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说。
    不久,从六中队传来一个老右病危的消息,他叫陆丰年,落生在解放前的十里洋场,按
照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他属于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出身。在北京农业机械学院即将毕业的
日子,赶上了反右派斗争,他在民主专政与“内行”、“外行”问题上鸣放了一下,被戴上
右派铁帽送进了劳改农场。昔民,一个吃蜜也嫌不甜的小少爷,在这儿竟然吃开了五毒,他
把捉到的一条蛇、一只蛙、一只癫蛤蟆和一只老鼠,放在一口小铝锅里煮熟吃了。夜里,他
开始上吐下泻,浑身哆嗦。几小时之后,他已经神智不清,生命垂危。多亏分场的医务室里
一个“二劳改”(刑满后留场就业人员)医生全力抢救,总算把他从死神的怀抱中抢了回
来。因为我和他常在墙角煮食时见面,虽然不在一个中队,还算彼此相知。一天,收工后我
到他的宿舍看望他,他神智虽已清醒但面色蜡黄。在炕边上,我说:“你怎么能乱吃五
毒?”
    “饿。”他声音十分微弱。
    “那也不能胡吃海塞呀!”
    “我知道癫蛤蟆有毒,剥了皮先洗了几次。”
    “那蛇也可能是毒蛇。…
    “我开了膛,把五脏是扔了的。”
    我能做的也只是空头安慰几句,便匆匆而回,事后,他身体略略好了一些时,并没有改
变他煮食小动物的习惯,只是不敢再把癫蛤蟆掷进铝锅里就是了。至今,他那口破了边沿的
铝锅模样,在我记忆中形象仍十分清晰:被苇火熏得成了炭黑色,上边只剩有一只锅耳(中
篇小说(白云飘落天幕》中,我借用了这口锅的形象)。他的命运也像这口缺耳的残锅一
样,留给历史一个残缺故事,后文将有详细叙述。
    面对饥饿引起的种种惨状,好心肠的劳改干部装作视而不见。比如,绰号“姚菩萨”的
教导员和镶着一颗假金牙的刘队长,在队列前训话时偶尔提及两句“不要到处点火熏黑了院
墙”,“上边有令不许点火煮食野物”等等,这只是官样文章,实际上对饥饿的囚号煮野菜
充饥,是一种出于同情的默许,更确切他说在那饥荒席卷全国的年代,饥饿也危及到了那些
奉公守法的干部家庭,他们的家属宿舍就在壕沟之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家家户户的
檐下晾晒的青菜叶和萝卜干。基于如此严酷的事实,他们对囚号点火煮食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倒也是挺合乎逻辑的事情。
    但是绝非所有干部都具有这种心肠。有一次我因患牙疼在监舍休病假,看见有几个身患
浮肿的老残病号,用锅不知煮什么东西。这时一个脸上有麻子的场长(我已记不起他的姓氏
来了),来到宿舍院内,他看见墙角有人煮食,怒不可遏地走上前去,把所有的破锅都用大
头鞋踢翻了。从其中一口破锅里淌出来的是一只鞋底子,那场长声严色厉地训斥道:“你为
甚煮这东西?是不是想成心丑化无产阶级专政?”那浮肿号低头弯腰地解释道:“没有人给
我寄吃的,我饿。”“这鞋底子能当食物吗?”那场长继续暴跳着,“你马上给我扔到厕所
后边去。”那浮肿号只是两眼盯着那只快要煮成烂泥一样的鞋底,舍不得把它扔上垃圾堆,
连连说:“红军过草地时,不也吃过棉絮吗?”那位场长不再说话,弯腰拾起鞋底,用力向
厕所方向一掷,鞋底断了,只扔出去折断的半截,另外半截仍留在场长手里,他把手中半截
鞋底往地上一摔,狠跺两脚,便扬长而去。
    我蹲在墙根下,亲眼目睹了踢锅事件,只觉那只病牙疼上加疼。更使我心颤的是,待麻
脸场长走后,那老号又蹒跚着两只肿腿,把那半截鞋再捡起来,夹着铝锅另找生火的地方去
了。第二天,我才知道那位麻脸场长为什么踢锅,因为市公安局要来什么大人物到“西荒
地”检查卫生,早上直属队留下几个人用刷子沾着白灰浆,把院内熏黑的墙都刷白了。但是
不久,白墙又变成了黑墙,因为人在饥饿中求生的本能十分顽强,这不是任何命令可以制约
住的。那位麻脸场长的下场也并不美妙。记得是在过春节劳改队吃饺子的夜晚,院内各监舍
都听到了枪声。传出来的消息是,这位麻脸场长因为和某干部之妻搞男女苟且之事,事情败
露,这个大麻子于午夜开枪自杀了(亦有一说,他先开枪打死了那女人,然后开枪打死自
己)。
    饥饿的人们对伤风败俗的桃色案件不感兴趣,能活下去是囚号的第一宗旨,在这一主导
神经指挥之下,牙膏、牙粉、鞋底、棉絮,无所不吃;至于吞吃这些东西是否具有延长生命
的作用,人们无心问津,只要让肚子里装进去东西,就能得到精神上的麻醉。刑事罪犯这么
干,知识分子为了求生在这个环境里也无法脱俗,原中央戏剧学院声乐教师张欣,他在早上
去打粥时,先悄悄在饭盆底下挤上一点牙膏,打上熟粥后用筷子一搅动,粥就显得格外地
稠。牙膏中究竟有什么化学因子起到了凝固作用,我不得而知,但是那稀粥变稠粥确是事
实。当然按照物质不灭定律来解释,加上牙膏而变稠了的稀粥,还是那么多的米,还产生那
么多的热量,但饥饿中需要用精神幻术来自我解脱。我的“同类”,原北影导演巴鸿告诉
我,他在田里经常抓蛇吃,剥掉蛇皮,就地用柴火棍儿一烧,半生半熟时入肚不但解饿还香
得很哩!有一次他的“同类”在田埂上捉到一条蛇,正要剥皮时,劳改队长突然出现在他面
前,他的第一个动作不是急忙把蛇扔掉,而是“咔”地一口先咬下三角形蛇头,并迅速把蛇
头吐到埂捻下的水沟里;第二个动作是把无头的蛇装进衣兜,让蛇已然成为他的“进口货”
时,才回答队长的质询。无论怎么说,那条在衣兜中蠕动的死蛇,他也没交出去,队长口头
上批评两句,走走过场也就算完了。至于在菜地吃菜,收稻子时吃生稻谷,则更是司空见惯
不足为奇。我虽然没有饿到那样的程度,但是采一些绿树叶回来,放在暖瓶里泡食以解饥,
或到萝卜地干活时,偷偷拔几个萝卜吃是常有的事。其实,萝卜是助消化的,越吃越饿,但
在当时几乎无人考虑生理学中的因果关系,肚子中有食就是最大的精神自慰。
    我所在的583分场,中队建制约百人左右,因饥饿而导致的浮肿号约占1/2左右。严重
的不断死亡升天,其他的病号有的只能在炕上挪动,而不能下炕走路;有的虽能走路,两腿
一按一个大坑。浮肿是自下而上地发展的,濒临死亡的病号连生殖器都肿得怕人,脑袋肿得
像个老窝瓜。在这种形势之下,人人自危,便拼命往嘴里塞食,以挣脱死神的拥抱。
    这里,我不能不写上一笔知识分子在饥饿的生死劫中,自身素质上的亮点和霉斑。当
时,巴鸿告诉过我这样一件令人悲恸的事情:有个“右派”叫林澄,他是协和医学院的高才
生。由于兴凯湖缺乏医务人员,他到兴凯湖二分场服劳役后不久,就被调到八分场犯人队去
当狱医。在劳改单位狱医是最吃香的,因为他不但给犯人看病,还给劳改干部看病。无论从
生活待遇上和政治待遇上,都和一般服劳役的老右有着很大的差别。住房是单间不住大连
炕,吃饭吃干部小灶而不吃囚号的大伙房;相对他讲,他还有一定的行动自由,背起红十字
药箱来,可以涉足劳改农场的每一寸土地。饥饿对于林澄不存在,训斥对于林澄也不存在,
是刑事犯和政治犯羡慕不已的一份差事。但林澄对此并不感到有丝毫幸运,正好相反,他觉
得他和许多献身国家建设的知识分子,都不该承受这样的劳役惩罚。为此,一天他趁在田间
巡诊之际,一个人躲在小土坡后,掏出红药箱中的手术刀片,割开了腿部大动脉,面对波浪
滔滔的兴凯湖以死抗议五七年对知识分子的“仁政”。他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古代传
统中的“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生活信条,潜入他鲜红的血液和每个细胞。他用自己的死,在
“太阳岗”为这一时代的殉难者,立起了一座非大理石的苦难纪念碑。
    我没有死的勇气。
    我是弱者。惟一能够实践的是:洁身自好,尽量尊重自己的良知,在那样一个环境中,
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记得,那是1961年的寒露时节,古农谚中说“农十月,高粱
红”,清河农场的高粱地却缺乏那种醉红的色泽。这儿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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