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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从清朝康熙年代至鸦片战争，中国长达二百余年的闭关锁国，结果
导致愚昧落后。
当今世界，是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开放型世界。
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邓小平科学地阐述：“实现现代化总是要依靠各国
人民之间的相互激励，做到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他告诫国人：“中国的发展离
不开世界！”
于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再度推开了尘封网结的
窗门，去延揽八面来风……
深圳文锦渡——多么忙碌的海关。
中国改革的试验场通过这一“关口”，顿然变得五彩缤纷，气象万千。
打开国门，中国的改革与开放呈现出跳跃式发展的态势——
早在1978年9月，邓小平就明确地指出：“要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
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同年12月，他又进一步强调说：“应该集中力
量制定各种必要的法律……如外国人投资法等等。”
次年，当《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颁布的第二天，香港《南华早报》就撰
文评论道：“这一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迈出了革命性的一
步……”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迅速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关于对外经济
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确定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四个
经济特区，这是对外开放的果敢的战略性决策。
与香港一河相隔的边陲小镇深圳，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便在荒滩野岭耸立起
一座繁华并不亚于港岛的现代化工商业城市。深圳“拓荒牛”们创造了著名的“深
圳速度”，连颇挑剔的日本商人也心说诚服地赞叹：“这种近乎‘天方夜谭’的速
度是领风骚于青史的。”
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
会，会议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
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港口城市，从而形成我国对外开放的
前沿经济带——掀起了对外开放的第一个高潮。
1985年2月，开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漳。泉、厦三角地区为内外交
流、城乡渗透的开放式沿海经济开发区，旨在带动内地的经济发展——掀起了对外
开放的第二个高潮。
1988年春，中央制定“两头在外，大出大进”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确立海南
建省办大特区——掀起了对外开放的第三个高潮。
其后，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经济区，参与东北亚经济圈，发展对东欧等国家的
经贸关系——至此，由东向西，由南往北，以点及面，从沿海到内陆，形成了全方
位、多层次、扇面形辐射的周边开放格局。
邓小平多次强调沿海地区对外开放要“放胆的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
机”。
这是中华民族历经百年屈辱痛定思痛之后，以前无古人的气魄和充满自信的雄
健身姿，开始昂首阔步地走向世界！
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曾把经济成长过程比喻为“历史的隧道”——要想通过
这个隧道，必须经历一段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世界也许不会关注这样一个日子——1980年5月23日——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
这一天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批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新疆天山毛
纺织品有限公司、中国迅达电梯有限公司等相继成立——在对外开放的大潮中，这
是悄然而至的第一簇浪花！
在西方发达国家，汽车早已成为人类现代生活中的第一商品。
而一度为中外新闻传媒频频曝光的北京“吉普风波”，则几乎浓缩了中国对外
开放的全部艰辛历程。
1983年初，北京汽车制造厂同美国汽车公司开始洽谈合资办厂，一谈就整整五
年——无数次的磋商，公文旅行的扯皮，来自旧体制和旧传统思想的禁铜，给这个
刚刚起步的合资企业北京吉普有限公司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这不仅仅涉及到一个合资企业的命运，更多的是关乎整个中国对合资企业和对
外开放政策实施的信誉问题——直至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田纪云、陈慕华、布什、
贝克等共同出面干预，难题才最终得以解决。
1988年10月，美方董事长李·亚科卡万里迢迢来华考察了北京吉普有限公司后，
颇为感慨地说：“我有一种创造历史的感觉！”
同样风格的“讽刺小品”，在秦皇岛市也上演过一次：为创办一个合资企业，
专门配备两辆小桥车上下左右奔波盖公章，总计盖了201个图章，花费达7万元之巨，
手续却还没有办理齐全……
国务院迅即颁发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22条规定。虽有人戏称为“22条军规”，
却一再为绝大多数来华投资的外商所称道和赞许。
邓小平坚定地指出：“要实现我们的第一步目标和第二步目标，不开放不行，
不加强国际交往不行，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资金不行。
关起门来是不行的！”
广告——不仅是信息时代商品消费导向的媒介，它还成为西方社会政治运作中
政治家们登上政坛的阶梯。
在中国，广告也标志着一种开放的尺度。
画面：北京，东、西长安大街
没有硬性规定，但似乎人人都明白：几年前，在这条世界著名的长街上，是不
允许悬挂广告牌的——因为它是中国的“政治街”。而今时过境迁，又有谁能遏阻
它对商品经济的依依恋情呢？！
1987年6月中旬，就在长安街边的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北京第三世界广告大
会”。大会联合主席、美国的高哈先生的一番话颇含深意，他说：“在人民大会堂
举行这样的大会，有其特殊的意义，它表明了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持续性及其
通过贸易与合资来实现现代化的决心。”
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省份广东，1991年全省经济增长速度达到20。2％，超过了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西方经济界人士发出惊叹：中国的广
东省将很快成为继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之后的“亚洲第五小龙”。
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厦门市，创办经济特区十年，初步形成了良好的投资环境。
全市批准外商投资合同1075项，协议投资金额30。55亿美元，正式开业的“三资”企
业已达648家。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毛泽东的著名诗句让人们熟知了闽西——
一片浸染过鲜血的崇山峻岭。如今，在交通尚不发达的闽西山区，一个小小的龙岩
罐头食品厂，利用山地综合开发的优势，凭借对外开放之雄风，其罐头、饮料产品
居然远销至德国、意大利、日本、新加坡等十多个国家，年创汇额达一百五十多万
美元。
时光流逝，花谢花开。截至1991年末，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三
资”企业，在我国注册登记的已达37215家，注册资金460亿美元。“三资”企业如
繁星般散落在中国沿海的大、中、小城市……
回忆是尴尬的，而敢于回忆是自信心的体现——
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1980年，下降到2。5％。
1960年，中国社会生产总值与日本大致相等；1980年，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
1985年，退到日本的五分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经历了三次产业大调整——
第一次调整期是1956年至1960年。日本、联邦德国抓住契机，从战争废墟上一
跃而成为经济强国。而中国正热衷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1968年至1972年是第二次调整期，亚洲“四小龙”在国际经济的海洋中游泳，
成就卓然。中国却关起门来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1986年起，国际经济开始了第三次大调整，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正在转移。中
国紧紧抓住了这次调整机会，依托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果敢地参与了“国际大循环”。
美国亚洲经济问题专家罗斯托把人类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阶
段、起飞的准备阶段、经济起飞阶段、高速成长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后来，他自
己又加上了一个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1983年，罗斯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现代工业文明姗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