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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使企业自然而然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另一方面，租赁经营更直接
体现了全体职工在企业的主体地位和主人翁地位。
1979年6月25日，《人民日报》曾刊出一则四川宁江机床厂承接国内外订货的广
告。这是中国的第一张生产资料“广告”。它印在报纸上悄然无声，却具有一种爆
炸力——它发出庄严的宣告：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一石激起千重浪，为此，《人民
日报》和《机械周报》专门组织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七年之后，奔驰在古蜀道上的列车。车厢里，一位三十出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学所的硕士生，正与共和国的总理侃侃而谈。年轻的硕士提出了“资产经营责
任制”的新构想：关键问题不在于公有制，而在于国家怎么管理，怎么运作。
两权分离：企业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分离——一个改革新思维，就这样在车轮
与铁轨的撞击声中诞生了！
东北工业重镇沈阳市率先推出资产经营责任制试点，面向全国公开招标。几天
之内，209名投标者前往竞争。继而，几千名投标者以同等形式角逐全国100多家企
业。中标的厂长。经理们必须拿出自己家中的彩电、冰箱、录像机和全部存款，做
为风险抵押。
承包、租赁、股份、资产经营责任制，以各自不同的切入点进入城市经济体制
改革领域——探索着我国所有制形式的变革。
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开始形成。
据1990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占56。0％，集体占35。4％，
个体、私营、“三资”企业等占8。6％。
邓小平在与外宾谈话时多次指出：“要发展生产力，光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
解决问题”，要“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千头万绪，牵一发而动全身，它远没有农村改革之初那么简
捷，那么便当，那么一帆风顺。
1983年开始的价格体系改革一直使我们进退维谷。价格不反映价值，使企业无
法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公平的竞争。初期的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活力，随着原
材料短缺和供需之间日益加大的缺口而越来越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病：流通体系的混
乱，“官倒”的层层盘剥，致使承包企业叫苦不迭。
物价飞涨与分配领域中的“脑体倒挂”现象，一度成了人们最为关注的两大社
会热点。
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们早有共识：物价改革“闯关”是关系到中国经济体制改
革成败的关键一着棋，不“闯关”不行，“闯关”则风险大矣！
好比进行一项大规模的旧城拆迁工程，若干年后市民们即可望搬人宽敞、漂亮
的新宅；然而，在拆迁期间，市民们则不得不暂时去住简陋的工棚——这就是改革
的“阵痛”，也即是改革设计者们所担忧的“群众承受能力”。
1988年，龙年。老百姓说：“龙年主凶。”
中国的改革大船驶入这段航道时，果然遇上了狂风大浪，船体骤烈摇荡，船上
的中国人不约而同地发出惊问：“怎么回事？”
银行及各储蓄所柜台前突击提款的人流排成了长龙；
从改革中刚刚得到一些实惠，收入刚刚增多了一点的中国消费者，敏感地意识
到货币在贬值，匆忙丢下手中的工作，离开生产岗位，盲目地冲向以短缺商品为背
景的市场，抢购家具、家用电器，直至搪瓷器皿、被单、被面、衣物、食盐、肥皂、
火柴、铁锅……
上海、北京、天津、西安、沈阳……从城市到乡村相继发生全民“抢购风”。
终于拉响了经济紧缩的警报！
1988年8月30日，国务院紧急召开第二十次总理办公会议，作出一系列做好物价
工作和稳定市场的重要决定。四十多项“条例”。“办法”、“法规”、“决定”、
“通知”从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颁发到了中国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县、
每一个乡、每一个企业……
中国的市场从癫狂状态中渐渐地平稳了下来；从迷乱中冷静下来的中国人开始
了沉重而深刻的反思。
1988年9月26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会议提出了“治理
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战略决策！
风云变幻的1989年。
由于长期累积的基本建设战线投资过大、消费基金持续上升、社会供求总量矛
盾和结构性矛盾失衡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很快让中国人吃到了“苦头”。
一个集体无意识现象——市场疲软——却并非生产过剩。
人们积聚货币而不购物，全国个人储蓄存款余额高达8000亿元，手持现金近20
00亿元；商场资金周转困难，忍痛大减价、大甩卖；厂家生产的产成品大量库存积
压，截止1990年6月底，工业品积滞总值达2500亿元，每天仍有2亿元的滞销产品源
源不断地运入仓库；一大批工厂、企业被迫半停产或停产；上千亿元的“三角债”
链条越勒越紧，生产效益持续下跌，发展速度连续出现负增长……
国家经济形势异常严峻。
经济学家们和政治家们同时感到了震惊！
风风雨雨，备尝艰辛。
经过近三年花大力气调整产业结构，启动市场，治理整顿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有效地遏制住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指数大幅度回落（基本控制在6％左右）；
农业连年丰收；维持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经济、政治、社会日趋稳定；
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造了宏观环境。
然而，现实面临的困难仍是令人揪心的——
企业实现利润下降，产成品库存量继续增大，“三角债”前清后欠，经济效益
下降趋势尚未扭转。
部分地区财政减收，加之1991年夏季特大洪涝灾害所造成的巨额损失（直接经
济损失达560亿元），导致赤字扩大，国家财政困难增加；
一些主要经济关系尚没有理顺，国民收入分配过多地向个人倾斜，国家财政收
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偏低。
全部问题的症结都与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不强、效益不高直接相关联。
邓小平胸怀坦荡地指出：“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是
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
增强全民所有制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始终是整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的中心环节。
1991年9月23日至9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
要求把增强大中型企业活力和提高经济效益，摆到突出的位置上来。
1991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邀请各民主党派领袖、社会名流举
行座谈，广泛、虚心听取各界意见，集思广益，共同为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献计献
策。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下一步：转换经营机制，将企业推向市场。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13个年头。
改革之艰难自不待言。
旧经济体制的败叶虽被纷纷摇落，但堤坝尚未最后冲决；新经济体制的芽苞已
绽开枝头，但大厦尚无拔地而起——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潮，正是在两座山峰的峡谷
间奔湍飞泻。
中国人可以引为自豪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我们面对东
方文明古国可以喊一声：这是“曙光漫上天际时大地的骚动”……
第四集 走向新世纪
一百多年前，卡尔·马克思曾以他犀利的思想和智慧的语言论断：“由于开拓
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其实，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史，无不包容了世界各民族文明的相互渗透。
中国历史上独领风骚的雄汉盛唐，就是以其宽阔的襟怀，去拥抱印度文明、阿
拉伯文明以及地中海文明的。
始自公元前二世纪，出西域、叩中亚、穿越大漠洪荒，直抵地中海东岸长达70
00公里、历千余年而不衰的“丝绸之路”，无疑是古代和中世纪连接人类东、西方
两大文明的无与伦比的纽带。
遗憾的是，从清朝康熙年代至鸦片战争，中国长达二百余年的闭关锁国，结果
导致愚昧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