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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惩罚还是要惩罚的。
赵强、黄毛和栓马桩并没有坚持下去的强烈愿望，他们只是认为司令想继续下去，尽管继续下去已经有些乏味了，可他们也觉得一定要惩罚耍流氓的鸭子。栓马桩想了想，想出一个简单的办法，他说应该把它们毙了。
黄毛不同意，他认为耍流氓不值得枪毙。
赵强显然还对黄毛有怨气，黄毛的主张他一定要反对，他说就应该把它们毙了。
栓马桩站在赵强一边，他说耍流氓怎么不可以枪毙，就是可以枪毙，前一段他爸还处理了一个流氓，那个流氓强奸了上海女知青，就给枪毙了。
司令想了半天，也没怎么想明白，他所想的重点不是应不应该枪毙了灰青，而是“怎么毙呢？咱们也没有枪。”
栓马桩说咱们可以换一种办法，用石头当子弹。
“可是，如果真的把鸭子打死了，庞奶奶会找咱们算账的。”黄毛说。
无奈，司令从中调和，他说这样吧，咱们每人只扔三块石头，大小不准超过鸡蛋，打不着说明没准头。
就这样，审判的结果终于出来了。他们也开始了行动，把灰青和大花（原来准备只惩罚灰青一个的）抓起来，用布条子把两只鸭子的眼睛蒙起来，他们在电影里看到过，敌人在枪毙我地下工作者的时候，都把眼睛蒙起来。司令曾经对此产生过联想，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把眼睛蒙起来，是怕被枪毙者将来认出是谁开的枪？问题是，枪毙的目的就是把对方打死，绝对不会为了让他活才去枪毙他的，那样，蒙眼睛就没了意义。 司令站在篱笆外，开始“射击”，石头一个接一个向两只惊叫的鸭子飞去。
蒙眼睛对被枪毙的人没意义，可对鸭子来说就不同了，它们和几个孩子是互为客体的，如果不蒙上眼睛，司令他们投掷的石头会被鸭子躲开的，就不会被击中那么多次数，不会受重伤。而重要的是，因为鸭子的“脸”与人不同，他们在蒙鸭子眼睛的时候，把鸭子的整个头都包了起来，也就是说，把嘴巴也包了起来，鸭子没被石头打死，却窒息了……
远处，传来了庞奶奶呼唤灰青和大花的“勒勒”声。责任编辑 宗永平
文字背后的审判者（评介）
■ 宗永平
在读津子围的小说时，透过语言的表面我们会隐约感到在文字背后掩藏着一双锐利的眼睛，它审视着故事里人物的每个细枝末节的动作，包括他们内心每次微妙的波动。作者显然不满足于对故事的一般性讲述，他把他的故事当成一个丰腴硕大的葱头，然后一瓣瓣地撕下那些葱白，希望在中心发现埋藏着一个拇指姑娘一样的奇迹。
《审判》的故事只是孩子们天真地扮演的一场“审判”，“审判”的对象是一只灰青色的鸭子，它的罪名是“耍流氓”。困难出在如何进行惩罚，小说的叙述就在孩子们对惩罚办法的谋划中变得摇曳生姿，作者童年的记忆随之在文字间流淌、弥漫开来，生活中那些柔软和细致的部分也随着叙事的展开渐渐浮涌在我们四周。
但从决定让灰青和大花“再耍一次流氓”，故事的探讨才真正走向深入，小说也才真正开始展露出它尖锐和结实的内核。在那个特别的年代，男女情爱这一极为私人的领域被推到了公众面前进行检视，并被粗暴地否定。孩子们内心对观看灰青“耍流氓”的隐秘向往，既在津子围审视的目光下闪耀出了人性的火花，又显得那么的扭曲，而这恰恰也是故事推进的原动力。可怜的“罪犯”们最终遇到的是一个由好奇心和残忍布置的陷阱：也许孩子们并没有存心谋害它们，但是它们最终被蒙在头上的布片憋死了。
津子围以那个时代为舞台，把那群孩子放在他炙烤般的目光之下反复锻造，想要从他们身上探究出深藏的人和生活的真谛，就像要从海绵里挤出水来。
《求你揍我一顿吧》讲述的是对一起很普通的民事纠纷的审理。只是事件的起因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大宝竟然请许强揍自己一顿。正是和平常案件的这点微妙的差异，让先后处理案件的两位民警有了更多选择的余地，也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从中解读生活。而当案件最后处理完，两位和解了的民警竟也产生了想要被人揍一顿的欲望，这让他们自己都很惊讶。通过这样一个荒诞的故事，作者试图向读者传达出的，显然是人们在当下生活中的一种无聊与无奈。他们生活在焦躁中，但又没有具体和实质的目标，前一天跟后一天没什么差别。正是这种刻板和没有变化让他们难以忍受煎熬，甚至不惜让人揍一顿给生活带来激动。
津子围是位成熟的青年作家，仅仅就从眼前这两篇小说中：也不难窥见他对小说把握的老练。但他总是把触角伸到生活的深处，让读者在小说中感受细微而又剧烈的生命搏动，因此他的小说永远是那么亲切和清新，这也是我们把他放在“新干线”栏目的原因。
灵魂的拷问
■ 王充闾
题 记
我喜欢踏寻古迹。定居沈阳二十多年，凡是在历史上有点名堂的地方，几乎我都到过；唯独龙王庙的遗址至今还不知其确切所在。翻遍了各种书，也问过许多人，最后还是茫然不晓。这也难怪，因为它原本是清代初年布满盛京的几百座庙宇中最普通的一座，而且，可能坐落在城外的浑河岸边，料想也是非常简陋的。只是由于一位名人在里面寄宿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使它与众有所不同，在史书上留下了名字。
我说的这个人名叫陈梦雷。他是有清一代赫赫有名的大学者，康熙年间的翰林院编修，编纂过著名的典籍《古今图书集成》。在一次突发事件中，陈梦雷被他的“知心朋友”李光地出卖了，结果，人家吞功邀宠，步步莲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而他却险些脑袋搬了家，后来亏得同僚说情，圣上开恩，被判作戴罪流放，流落到此间给一户披甲的满族之家当奴隶，干苦力。
提起这类背信弃义，卖友求荣的勾当，心里总是觉得十分沉重，郁闷杂着苦涩，很不是滋味。看来，它同嫉妒、贪婪、欺诈、阴险一样，都属于人性中恶的一面，即便算不上常见病、多发病，恐怕也将伴随着人类的存在而世代传承，绵延不绝。“啊，朋友！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朋友。”亚里士多德的这番话，未免失之过激，但它肯定植根于切身的生命感受，实为伤心悟道之言。
远的不去说它，只就我们这辈人的有限经历来讲，大概很多人对于过去一些政治运动中的投机、诬陷、倾轧，直至出卖朋友的行径，都不会感到生疏。而当这种种恶行发生于那种“政治异化”过程中，则更是花样翻新，变本加厉。有些人竟然以革命的名义，在“打倒走资派”、“批斗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堂堂正正的旗帜下，有组织有领导地大张旗鼓地公开进行。在这种情势下，那些充满个人的无助感、卑微感、绝望感的受害者，迫于当时的强大攻势，不大可能进行绝交、申讨之类的直接对抗。加之 在所谓“群体性的历史灾难”中，个人的卑劣人性往往被“时代悲剧”、“体制缺陷”等重重迷雾遮掩起来，致使大多数人更多地着眼于社会环境因素，而轻忽了、淡化了个人应负的道义责任。充其量，止于就事论事，辨明是非，而很少有人能够烛隐抉微，透过具体事件去进行心灵的探察，灵魂的拷问。
世事驳杂，人生多故，我们究竟应当如何面对这类问题？轻轻地放过，固然不可取，但简单的牙眼相还，睚眦必报，也只是一时痛快而已。我以为，不妨参照陈梦雷的做法，坚定地守护着思想者的权利，在痛定思痛，全面披露事实真相的同时，能够深入到心灵的底层，从人性的层面上，揭示那班深文周纳、陷人于罪者居心之阴险，手段之龌龊，灵魂的丑恶。这样，不仅有功于世道人心，为后来者提供一些宝贵的人生教训；而且，可以净化灵魂，警戒来者，防止类似的人间悲剧重演。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我们拂去岁月的埃尘，翻开三百多年前的史页，旧案重温，再现陈梦雷上当受骗，沉冤难雪，终于痛写《绝交书》，使真相大白于天下的血泪交进的历程，确是不无教益的。
难 友
陈梦雷出身于一个富有文化教养的诗书门第，父亲教子有方，管束极严，在他的身上倾注了全部心血。因而，他得以年少登科，刚刚十二岁就入泮成了秀才；八年后参加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