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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苡�100万工人受雇或者回聘。
技术创新传播越快，影响就越广，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就得费劲地弄清楚哪些基本面发生了变化，哪些则还没有。比方说，1990年代中期，专家们花无数时间争论所谓的自然失业率水平（从学术上来讲，是指非受通胀加速引起的失业率，简称NAIRU）。这是一个产生于1990年代早期的新凯恩思主义概念，认为如果失业率下降到6。5％以下，工人的工资要求就会呼声日高，引起通胀过热。
因此，当失业率趋势向下，1994年6％、1995年5。6％、往4％甚至更低的方向下降时，很多经济学家声称美联储应该限制经济增长。我在美联储内部和公开听证中反对这种论调。“自然失业率”在模型中很好把握，做历史分析时也很管用，但是事实证明在现实中时总是不好使。数字不断地被改来改去，我认为，这就无法为通胀预测和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基准。无论后事如何，1990年代上半叶，工资增长率被限制在一个又低又窄的范围里，而且没有通胀累积的迹象。最终，传统观念自动放弃——经济学家们开始把自然失业率水平往下调。
关于椭圆办公室如何解决这个争议，基恩·斯珀林在多年以后讲了一个故事。1995年，克林顿总统的高级经济顾问们——斯珀林、鲍勃·鲁宾、还有劳拉·泰森——担心总统因为对高科技热潮寄寓厚望而渐渐昏了头脑。于是，他们把拉里·萨默斯拉进来，以提醒总统面对现实。正如我从我们热烈的早餐辩论中所了解到那样，拉里是个技术怀疑派。而且正常来说，他和总统只探讨国际事务，所以，克林顿会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
经济学家们鱼贯而入总统办公室，萨默斯简短解释了为什么劳力市场吃紧就意味着经济增长必须放缓步子。接着，其他人开始帮腔。克林顿听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打断他们的话：“你们错了，”他说，“我明白这一套理论，可是，由于互联网，由于技术，我觉得情况起了变化，眼前处处欣欣向荣。”真实情况是：克林顿并没有仅仅依靠直觉。一如既往，他在外面和企业老总们谈过话。政治人物们当然从来不愿意相信经济增长会有极限。不过，在当时，比起他的经济学家们来，总统对经济有更准确的亲身体验。
经济和股市继续繁荣。1996年春季，以GDP为衡量标准的产值超高速增长，增长率高于6％——动摇了另一大传统观念，即：2。5％是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增长率。我们在美联储就此反来复去做过很多思考。象互联网和电子邮件这样的创新从异国他乡到无远弗届，速度之快，常常为人所忘记。不同寻常之事正在发生，而要弄清楚当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并非易事。
1996年9月24日，我召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此时距离我们最后一次降低利率，已经过去8个月和7次会议。现在，很多委员改变态度，倾向于调高利率以抑制通胀。他们希望再次来个釜底抽薪。公司赢利强劲，失业率低于5。5％，另一重大因素也起了变化：工资终于开始上升。繁荣如斯，通胀堪忧。如果各个公司为了留住或吸引工人而不得不加薪的话，它们可能很快就会通过提价来转嫁这些上升了的成本。课本上的对策是利率从紧，由此放缓经济增长，把通胀扼杀在萌芽之初。
但是，如果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商业周期呢？如果技术革命——至少暂时——提高了经济扩张能力呢？如果情况确实如此，调高利率就是错误之举。
不用说，我一直担心通货膨胀。可是，我感觉通胀风险肯定比很多同事所想的要低得多。这次，并不是要颠覆传统观念。我认为书本没有错，我们有数字。我已经把目光锁定在生产率问题上，我相信这是弄清楚科技浪潮的关键所在。
我们从商业和劳动部得到的数据表明生产率（每小时产值）几乎是不变的，和计算机化的长期趋势毫不相干。我无法想象竟会有这种事。年复一年，企业花费巨资购置台式电脑、服务器、网络、软件以及其它高科技配套设备。我多年来和相当多的工厂经理切磋资本投资项目，就是要弄清楚这些购买决定是如何作出的。只有当他们认为该投资能扩大产能或者提高雇员每小时产值的时候，才会下订单购买昂贵的设备。如果设备无所助益，工厂经理就会停止购买。而他们一直都把钱投入高科技设备。这一点，早在1993年就很明显了。当时刚刚经历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经济滞增期，高科技设备订单开始加速上升。1994年订单继续激增，说明此前购买这些新设备有利可图。
还有其它更加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官方的生产率数据是不准确的。大多数公司报告营业利润正在增加，但却几乎没有提价之举。这就意味着单位产值的成本得到了控制，甚或下降。大部分综合成本（即从整体上来计算的商业成本）来自劳动成本。因此，如果单位产值的劳动成本平稳或者下降，而平均时薪上扬的话，生产率肯定大大提高了。如果是这样，就不太会通货膨胀了。
虽然我确信自已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我知道最好不要凭着简单的计算就试图让我的同僚接受。我需要更加有说服力的东西。离1996年9月24日那次会议还有几周的时候，我要求美联储工作人员分解美联储的生产率统计数据，逐行逐业地研究基本数据，达数十个行业之多。劳动统计局的所有非农行业每小时产值数据和对各个公司的一宗独立估算明显不一致，两相比较就会得出美国非公司类机构的生产率没有提高的可疑结论，我曾经为此所困扰。
以前我要求各行业的详细报告时，工作人员通常会开玩笑说，主席要的只是“装装门面的锦上添花”。这一回，他们则说我要求他们承担曼哈顿工程（译者注：指庞大的艰巨任务）。话虽如此，他们到底还是钻进数据里，并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如期提交报告。
当周周二，委员会内部意见不一。6位委员想要马上提高利率——诚如激进的美联储圣路易斯分行行长汤姆·梅尔泽所言，“采取万无一失的政策”来对付通货膨胀。其他人则观望不定。此时担任美联储委员已经3个月的爱丽思·芮芙林，以她一贯的搞笑风格概括了此情此景。“在座的各位愁容满面。我认为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正在为所能想到的最佳难题而殚精竭虑，全世界的中央银行家都对这套统计数据求之不得呢。”她同意我们处于通胀“危险区”的同时，也指出“目前看来并无更高通胀”。
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便利用美联储工作人员的报告大做文章。政府似乎低估生产率有好些年了。比如说，它从来没有发现服务业提高了经济效率——事实上，政府的计算使得服务业的生产率看起来正在降低。每位委员都知道情况大谬不然：律师事务所、商业服务、医疗服务和社会服务组织，伴随着制造业和其它经济的发展，一直不停地采用自动化技术，自如运营一日胜似一日。
我说，无人能够完美解释统计数据失灵的原因*。不过我有理由相信通胀风险很低，还没到调高利率的地步。我建议只要静观事态发展就行了。
*有人认为，产品制造商所购买的服务在价格计算上有错误，虽然每小时的总产值增长是正确的，但是高估了产品生产和每小时产值，因为其中包括服务业产值和生产率增长。这种解释在理论上来说有可能，不过太牵强了。
我的观点没能打动所有人——我们确实还就信息技术对生产率影响的性质和程度作了辩论。不过，由此引起的合理怀疑，足以令委员会以11票对1票维持利率不变，依旧为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