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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遵循着相似之道：只要某个地段的写字楼的市值略高于建筑成本，就会有楼盘开工；反之，市值落到了建筑成本之下，楼盘就会停工。
*这篇论文在《1959年美国统计协会商业和经济统计会议议程》里问世，后来成为我的博士论文。
我觉得股价和机器订单的相互关系与此类似。公司管理层看到资本设备在市场上的价值高于购买成本，就会加大买进力度，反之亦然。1960年代，这个简单的价格比不再象早年那样能够准确预报订单，我失望了。不过，这是计量经济学家们的常见抱怨，过去如此，现在也一样。这种相关性在今天转化为新兴资本投资的预期回报利率。它仍然不能象我一直期待的那样准确预报经济。这种认识正是我在1995年12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的思想背景。
美联储的国内经济高级专家麦克·普瑞尔认为，财富效应会刺激明年多达500亿美元的消费支出，从而加快GDP增长。美联储委员拉里·林赛，将继续成为小布什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他则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争辩说，大多数持股都集中在退休基金和私人养老计划上（译者注：1976年美国国会通过税务法案中的401K条款，以延迟缴税的方式鼓励雇员在职时积攒些养老钱），很难让消费者兑现股票收益。再说，大多数拥有庞大股票资产的个人本来就已经很富有，并非有钱就花的购物狂。我是否赞同他的观点，还不好说，但这是个新问题，我们没人知道接下来到底会如何。
那天早上的讨论同样表明我们对牛市的增长力度心里没底。珍妮特·耶伦预计，股市繁荣的效应肯定转眼间就会烟消云散。她说：“到1996年底就会风光不再了。”我则担心股市大涨后有可能形成又一轮的崩盘平台。我说：“真正的危险是，我们处于债券和股票泡沫的边缘。”虽然市场看上去不象1987年那样过热，我保守估计“股价至少到了暂时高位。如果没有其它原因，不会一路直升上去。”
这番话后来并没有证明我有先见之明。不过当时，我醉翁之意不在酒，那天，我另有所图。我决心促使人们开始从宏观上来思考技术变革。在研究当前经济状况的过程中，我越来越相信我们处于历史转型期，一路飞涨的股价只是其中的一个信号而已。
这次会议本来计划在结束时就继续放宽联邦基金利率之议进行表决。但是，还没有进行到那一步，我就向各位委员明说我打退堂鼓了。我提醒他们，几个月以来，技术变革越来越快，对经济影响的证据一直在我们眼前挥之不去。我直言：“我想提出一大套假设，来解释长期经济的方向及其根本力量。”
我的看法是：信息技术为全世界所接受并得以运用之后，低通胀、低利率、高生产率并且充分就业的日子一再延长。我说：“从1940年代起，我一直观察商业周期，还从未见过这种情况。”“如此深刻和持久的技术变革，”我评论道：“不是五十年一遇，就是百年一遇。”
为了指出这种变化是全球性的，我提到了一种新现象：全世界的通货膨胀似乎都在走低。言下之意，现在所运行的货币政策离谬误不远，向来灵验的法则，至少可能失效一段时间。
这纯粹是臆测，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工作会议上讲这种话更显得不够严谨。虽然有几位银行行长略表赞同，在场的人都没怎么回应。联邦基金利率要不要降0。25个百分点？回到这个熟悉的议题后，大多数委员似乎都松了口气——投票通过了。但是，在此之前，有位最善于思考的委员忍不住笑话我：“对于降低利率，我希望您说些能让我接受的理由，”他说，“不要扯上您所谓的勇敢面对新世界，我可没打算那么做。”
其实这没关系。我没想过要委员会同意我，也不是要他们去做些什么。只要想想就行了。
高技术日新月异，熊彼得的创造性破坏之说由此流传甚广。它成为互联网行业的热门词汇——的确，一旦达到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创造性破坏就不容忽视了。在硅谷，大大小小的公司不断自我超越，新公司常常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在技术上占主导地位的公司，大如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惠普公司以及IBM公司，不得不匆匆追随大流，而且未必全都奏效。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向全体微软员工发布通告，把互联网的兴起和个人电脑的出现作了比较——不用说，微软正是凭借后者大获成功的。这份通告的标题是“互联网浪潮”。他警告他们，对眼下的剧变不可掉以轻心，不能适应就会被淘汰。
其实，信息技术革命已经悄悄地酝酿了四十年。第二世界大战之后，晶体管的发展掀起革新高潮，信息技术革命就此萌发。计算机、卫星、微处理器，再加上通信用的激光和光纤技术，所有这一切为互联网看似突然的闪亮登台作好了准备。
而今，企业具备了收集和传播海量信息的能力。这就加快了创造性破坏进程，因为资金从平庸落后的公司和行业流向风头正劲的公司和行业。诸如科莱勒·帕金斯公司和红杉俱乐部之类的硅谷风险投资公司，以及大通汉鼎这样的投资银行，由于进行这类投资转移而一夜暴富、声名卓著。不过，实际上，金融业早就涉足其中，并且越陷越深，整个华尔街都是如此。
拿更近的例子来说吧，比较一下谷歌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2005年11月，通用宣布：到2008年，计划终止30000份雇员合同，关闭12家工厂。只要看看该公司的现金流，就会发现通用把数十亿美元投入各种基金，以保障工人将来的退休金和健康福利，而在过去这些钱可能早就用于开发产品和兴建工厂了。反过来，这些基金把资金投向最有利可图的地方——比如高科技领域。于此同时，谷歌明摆着正以惊人的速度成长。2005年，谷歌的资本经费增长近3倍，达到8亿多美元。由于看好谷歌继续增长，投资者们把谷歌股票的市值竞价到通用股票的11倍之多。实际上，通用汽车公司的养老基金就持有谷歌股份——这是创造性破坏中资金转移的范例。
为什么信息技术能带来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企业的很多活动旨在减少不确定性。就顾客需求来说，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企业领导人都缺乏及时信息。这种状况往往代价高昂，令人难以接受。决策是在过时几天甚至过时几个星期的信息基础上制定的。
大多数公司险中求稳：保持额外库存和后备员工以便应对不测和错误判断。这种保险做法一般是有效的，但是代价高昂。后备库存和员工都是成本啊！再说，后备的“工作”并没有产出。既不增加经营收入也不提高生产率。新技术所带来的实时信息则显著降低日常业务的不确定性。零售结帐柜台和工厂车间、托运人和运货人之间的实时通信缩短了交货时间，从订单到生产、从股票行情到软件都减少提交细节的工作量。从生产和盈利角度来说，信息技术免去了大多数多余库存和后备员工队伍。
对消费者来说，也和以前不同了：现在可以方便地调用在线信息、跟踪交货过程，差不多可以下单购买任何隔夜即达的东西。综观全局，技术浪潮对经济也有重大的正面影响。新增的工作机会比少掉的工作机会更多，真的，我们的失业率下降了：1994年超过6％，2000年则低于4％，在这一过程里，经济催生了1600万工作岗位。然而，与我年轻时曾经向往的19世纪电报员们的遭遇十分相似，技术开始成为颠覆白领职位的主力。突然之间，数百万美国人发现自已处于创造性破坏的黑暗面。和建筑、汽车以及工业设计的绘图工作一样，秘书和文职工作被计算机软件抢走。工作不保之虞，向来主要是蓝领工人的事，从1990年开始，落到了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有钱人头上。调查数据生动反映这一点：1991年，在经济最坏时期，对大公司员工的调查表明25％的人担心失业；1995年和1996年，尽管失业率一度急剧走低，担心的人却高达46％。不消说，这一变化，令公众无法回避失业隐忧。
有一点不明显但却不容忽视：就业流动性增加了。如今，美国人换工作的情况真的太普遍了。在近1。5亿在职人员里，每周有100万人离职。其中60万左右的人是自愿辞职，还有约40万人被炒了鱿鱼，一般是因为公司被并购或者公司精简规模。与此同时，由于新行业扩张和新公司开张，每周有100万工人受雇或者回聘。
技术创新传播越快，影响就越广，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就得费劲地弄清楚哪些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