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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惊骇是可以引起经济活动偃旗息鼓大幅萎缩的。祸不单行，诚非虚言。
飞机远在空中尚未落地，我就已认定世界要发生我还不能说清道明的变化。我们美国人从冷战后十年来怀揣着的良好自我感觉已然破灭。
我们终于在当时时间晚上8点半——美国时间刚刚过午后抵达苏黎士。瑞士银行官员接我下飞机，拥着我进入候机厅的贵宾室。他们表示可以为我播放世贸双塔倒塌以及五角大楼起火的录像，我谢绝了。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世贸中心附近工作，那里有我的朋友和熟人。我揣测伤亡人数是惊人的，其中一定有我认识的人。我不想看到毁灭，我只想要一部打得通的电话。
我终于在晚上9点钟之前几分钟打通安德莉娅的手机，听到她的声音，我大松一口气。我们彼此确认对方安然无恙之后，她说她得赶紧挂机：她正在值班，马上要接着播报当天事件的最新消息。我说：“快跟我说说那边的情况吧。”
她当时一只耳朵贴着手机，另一只耳朵里戴着耳塞，身在纽约的特别事件制片人在里面几乎喊起来了：“安德莉娅，汤姆·布洛考要和你连线了！你准备好了吗？”她只来得及崩出半句“听着！”说时迟，那时快，她把开着的手机放在大腿上，对着摄像机开始播报。就在那当儿，我一字不差地听到了全国人民听到的直播新闻——失踪的美国航空93号航班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
然后，我才打通电话，联系上正在美联储的罗杰·弗格森。我们把危机处置预案快速地过了一遍，不出我所料，一切都在他的良好掌控之中。此时，所有飞往美国的民航班机都已停飞，于是，我打电话给白宫办公室主任安迪·卡德，请求提供返回华盛顿的交通工具。末了，我在私人保镖护卫下，返回酒店睡会儿觉，同时等待指示。
黎明时分，我再次登机，这一回坐到一架美国空军KC…10加油机的驾驶舱内。机组人员往常飞行于大西洋上空给各种飞机加油。舱内气氛凝重。“您怎么也想不到，”机长说，“听！”我把耳朵靠近头戴式耳机，但除了静电声外什么也没有听到。“正常情况下，大西洋上空充满无线电通话，”他解释道，“现在的静默极其怪异。”显然，机外什么人也没有。
当我们飞临东海岸进入合众国神圣领空的时候，两架F…16战斗机飞过来为我们护航。机长获准飞越曼哈顿南端上空——原先世贸双塔所在地已是烟雾腾腾的废墟。数十年来，我的办公地点离那里不过数个街区而已。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一天天眼看着世贸双塔拔地而起。如今，从3万5千英尺俯瞰，它们那冒烟的残骸成了纽约最醒目的地标。
当天下午，我在一名警察护送下，穿过路障重重的街道，驱车直抵美联储，随即投入工作。
电子资金大多流动良好，只是由于民航停飞，老式支票的传输和承兑出现延误。那是个技术问题——一个严重问题，不过，全体职员和各个美联储银行完全有能力给各个商业银行临时追加额外信贷。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观察和聆听，寻找灾难性经济大衰退的征兆。911之前七个月，经济一直轻度衰退，还未摆脱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影响。不过，情况开始出现转机。此前，我们迅速持续降低利率，市场开始趋于稳定。到了8月底，公众关注点已经从经济转向加州国会议员加里·康迪特，该议员的几则声明闪烁其词，事关年轻女子失踪案，完全占据晚间新闻，安德莉娅没有任何具有全球意义的新闻可供报道。我记得当时头脑里闪过一个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念头——如果电视新闻大多集中在国内桃色事件上，那么这个世界一定状况良好。而在美联储内部，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利率到底该降多少。
911之后，来自各个美联储银行源源不断的报告和统计数据，却呈现出另一回事。美联储系统由分布于全国各地的12家银行组成。每一家美联储银行贷款给本地区的各家银行并加以监管。美联储银行也是美国经济的窗口——银行官员和职员与本辖区的银行家及商人保持密切联系，他们收集到的订单和销售信息，胜过每月公布的官方数据。
现在他们告诉我们全国人民什么钱也不花，除了花钱购买物资，防备可能再度发生攻击。食品、安全装置、瓶装水和保险的销售上升，所有旅行、娱乐、旅馆、旅游和传统商业活动全都下降。我们预料到从西海岸运到东海岸的新鲜蔬菜会因为空运暂停而难以为继，但是很多其它业务如此快地受到重创，还是令我们颇感意外。举例说吧，汽车零部件从安大略省温莎市运到底特律市的工厂，要通过连接这两个城市的河流桥渡，慢得象爬虫——这是福特汽车公司决定暂时关闭5个工厂的原因之一。很多制造商多年前就已经转向“及时”生产方式，不再在工厂里库存零件和材料。有需要时，他们仰仗空运来递送关键零部件。关闭领空和封锁边境导致缺料缺货，产能陷入瓶颈，被迫取消生产班次。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开足马力高速运转。9月14日，星期五，国会批准第一笔400亿美元紧急拔款，并且授权总统武力对付任何攻击我们的国家、组织或个人。布什总统发表也许可算是任内最有影响力的演说，振奋国人的精神：“美国成了被攻击的目标，因为我们是为世界上的自由和机遇指引方向的最明亮灯塔，”他说，“但是最终——没有人可以挡住它的光辉照耀！”他的支持率飙升到86％，而政治人物们，都成了双党派人士——哪怕仅团结一会儿。众多“奇思妙策”云涌国会山，希望帮助国家重振雄风。有向航空业、旅游业和娱乐业注资的众多计划；有向商业进一步扩大税收优惠以鼓励投资的大量建议；屡屡提起针对恐怖主义的保险事宜——如何对这样灾难性的事件进行保险？如果有这样的保险，国家在其中起什么作用？
我认为，为了全面消除这些负面连锁反应，让商业飞机重上蓝天刻不容缓。（国会很快通过一项150亿美元的航空运输拯救议案）但是在此之前，我几乎没怎么注意那些争论，因为我全神贯注于更为宏观的整体形势——对此我仍未明了。我深信答案不在于又大又仓促且代价高昂的表态中。常见情况是：每逢国家面临重大危机，每位国会议员都觉得他必须提出议案，总统们怀抱有所行动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台短视低效而且常起反效果的政策，比如1973年第一次欧佩克石油危机时期，尼克松总统强行颁布汽油定量供应政策。（该项政策导致当年秋天在美国某些地方排起了购买汽油的长龙）不过，坐到美联储主席这个位置上的14年间，我已经多次见过经济从危机中起死回生——包括我任职才5周时证券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我们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房地产的大起大落、储贷业危机以及亚洲金融风暴中挺了过来，更别提1990年的大衰退了。我们享受了证券史上最长期的市场繁荣，继而饱尝了互联网泡沫破灭的痛苦。我渐渐开始认识到美国经济最强大的力量正是它的韧性——吸收破坏力并复原的力量，其方式和步调，常常是无法预测的，更不会轻易听人摆布。况且在目前的恐怖情势下，还无从得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想最好的策略莫过于观察和等待，直到我们对911的确切后果有更好的了解。这就是我于9月19日下午，在众议院议长办公室的一个会议上，向国会领袖们的进言。众议院议长丹尼斯·哈斯特德、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迪克·格普哈特、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特伦特·洛特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汤姆·达施勒，会同克林顿总统任内的前财政部长鲍勃·鲁宾、白宫经济顾问拉雷·林赛在国会大厦靠众议院这边、附属于哈斯特德办公室的一间装潢简单的会议室里开会。立法者们想听取我、林赛和鲁宾关于此次袭击对经济影响的评估。接下来的讨论极其严肃认真——没有哗众取宠的表演。（我记得我暗自思忖：这才是政府应有的工作态度）
林赛认为恐怖份子严重打击了美国人民的信心，最佳的反制措施就是减税。他和其他人主张尽快给美国经济注入约1000亿美元。这个数目吓不倒我——约占国家年总产值的1％。但我对他们说，这1000亿美元到底是多了还是少，我们不得而知。不错，航空业和旅游业深受影响，报纸上充斥着各种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