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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主义把自由资本主义当作最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而加以捍卫；不用奇怪，艾因·兰德在苏联受过教育，但却痛恨苏联的共产主义，视之为冷酷的集体主义化身。在苏维埃政权鼎盛时期，她认为共产主义制度天生腐败，最终必将从内部崩溃瓦解。
她和圈子里的人自称是一个集体，这是个内部笑话，因为集体主义和他们的信仰针锋相对。在东第34条大街的兰德寓所里，他们每周至少聚会一次，探讨世界大事，辩论到次日凌晨。琼引见我的那天晚上，人并不多，只有七八个人坐在简朴的客厅里：兰德、兰德的画家丈夫弗兰克·奥康纳（译者注：先做演员，后为具象派画家）、博兰登夫妇和其他几个人。艾因·兰德相貌平平——个子小小，四十奔五的年纪。她的脸让人一见就忘不了，几乎素面朝天，眉宽嘴大，黑发内卷，愈发显得那双智慧的眼睛又大又黑。尽管她在美国生活了25年，说话依然带着浓重的俄语口音。她思维犀利，看问题一针见血，没有心思闲扯瞎聊。不过抛开这种鲜明的雷厉风格不说，我注意到她谈话时非常坦率开通。她似乎任何时候都能考虑任何人的任何意见，并一丝不苟地权衡优劣。
我听了几个晚上，便露出了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尾巴。我不记得当时讨论的具体话题了，但是一定有什么东西引起我断言不存在道德上的绝对。艾因·兰德一下子就注意到了。“怎么会那样呢？”她问道。
“因为为了做到真正的理性，没有充分的经验根据，你就不可以坚持某种信念。”我解释说。
“怎么会那样呢？”她追问道：“难道你不存在吗？”
“这个……我不能肯定。”我承认。
“那你愿意说自已不存在吗？”
“我可能……”
“噢！顺便问一句：正在发表这番高见的人是谁呢？”
也许你应该在那里——准确点儿说，也许你得是个26岁的数学迷——这种交流真的令我大感震憾。我眼睁睁地看着她三言两语就把我自相矛盾的地方揭露无遗。
然而，事情不光如此。我向来对自已的推理分析能力很自负，以为可以在智力辩论中战胜任何人。和艾因·兰德交谈就象下棋，开局时自我感觉良好，却猛然发现被将死了。我这才意识到很多自以为是的东西也许就是错的。当然，我很固执，也很尴尬，我没有当场认错，而是保持缄默。
那天晚上，兰德给我起了个“殡葬司仪”的绰号。从此，她就这么叫我了。部分是因为我举止肃穆，另一部分是因为我总是穿着深色正装和领带。后来我听说，随后几周里，她问别人：“殡葬司仪已经判定自已存在了吗？”
至少，我在理事会的工作还是进展顺利的。我深深投入最雄心勃勃的一项工程：针对朝鲜和冷战，五角大楼生产大量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其他新型航空器，我要就此作出分析。这需要许多的调查摸底工作。朝鲜战争一开始，国防部就制定了秘密的采购计划。一方面飞机制造商掌握大量订单，另一方面由于是军事秘密，华尔街和美国其他行业处于黑咕隆冬一无所知的状态。此事的经济影响确实十分重大，不容小觑：经过二战后的一段平静期，到1953年财政年度，军事费用已经恢复到接近于GDP的14％（2006年度为4％）。这就扰乱了原材料市场和设备市场，不用说也影响了熟练技工和工程师的人才市场，同时对未来商业前景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飞机制造项目一窝蜂地匆匆上马，铝业、铜业和钢铁业所受影响最深，所有这些行业的产出，都被指定为夺取战争胜利必不可少的管制材料。
我原先就对金属市场了解不少，所以我自告奋勇分析生产情况，我的老板们批准了。我从公共记录着手，但却几乎一无所获：国会对军事生产计划的听证都是秘密进行的，公开的会议记录都经过了删改。飞机的型号和数目都不在记录上，每个飞行中队的飞机数量，每个空军联队的中队数目，预备队保有的飞机数量，各型号战机非战斗损失的数目——全都被涂黑隐去。于是我决定看一看1940年代末的国会听证记录，我猜可以从那里找到我需要的信息。当时，那些资料的保密已经不是问题了。五角大楼不断地调低保密级别，政府要员会出现在军事拨款小组委员会面前，详尽解释当时是如何计算费用的。军队在1950年的做法，肯定和1949年相同。
我把那些信息作为我的分析基础，现在我需要拼凑起所有公开的事实。我查看所有工程技术手册、组织结构图、连篇累牍的联邦预算统计报表，以及五角大楼所签材料订单上的复杂用语。渐渐地所有数据开始对得上了。比如：我知道某一特定型号飞机的重量，就能推测出每款飞机所消耗的铝、铜和其它金属的比例。有这些数据在手，我就能估算出市场需求。
我的研究在1952年春天以两篇长文的形式发表在《商业记录》上，标题为《空军经济》。后来我从他人那里听说五角大楼的一些计划者吓了一大跳：我的分析和他们的机密数据高度吻合！不过，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的读者抓住了这些信息。我从会员公司那里得到反馈要求我进一步提供计算详情。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从一个名叫桑福德•；帕克的理事会同僚那里接手一些研究性质的零活儿。大家口中的桑迪是个小个子，乱发如狂，比我大10来岁，他从1939年起就给《商业周刊》撰写每周评论，写出了名气。由于在理事会工作，便为《财富》杂志兼职写些经济类的文章。他主动把一些分析活儿转包给我做，我求之不得，欣然接受。
委托桑迪写东西是《财富》杂志充分利用编辑人脉的做法，这种做法刚刚流行起来。虽然企业界不是很知性，但是工业家和金融人士似乎颇有兴趣听听经济学对他们有什么启示。（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1940年代后期供职于《财富》杂志，不过我怀疑是他促成了这种觉醒。译者注：加尔布雷斯是美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1943~1948任《财富》杂志编辑和撰稿人。他认为经济学家有得到别人理解的特殊义务，因为他们的话题会产生十分重大和普遍的影响）桑迪是一个真正的权威，他拥有我所不具备的技能。首先，他知道如何写简短晓畅的陈述句。他尽力教我也那样写并且差不多大功告成了。后来身为美联储主席，我不得不将这项技能抛诸脑后。《财富》杂志编辑喜欢他，因为他写经济文章时有全局视野，也因为他花样翻新——常常就发现趋势和分析趋势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方法。
我和桑迪一起共事，于是渐渐明白他的权威来自于如下事实：关于经济，他的的确确知道得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我的知识没有他那样广博，但是差距倒也不太大。我做着钟爱的工作，日有所得——如果一直做下去，我想我可以赶上他的。
1950年后期，桑迪离开理事会成了《财富》杂志第一位首席经济学家。我想在他正在筹建的部门里谋一份差事，《财富》却委派我做自由作家的活儿，和桑迪及其他作家共同准备一系列重要文章《变化中的美国市场》（在两年时间里，该系列文章最终一共出版了12辑）。有了新的收入来源，我便觉得自已可以有所冒险了。
我多次接到一个投资顾问的电话，此人名叫威廉·华莱士·汤森，是一家华尔街企业的资深合伙人。该企业名叫汤森斯金纳，是理事会最小的会员公司之一。他一直看我写的文章，我们在电话上有所讨论。1953年初，他打过电话来说：“你何不过来和我一起去银行家俱乐部吃顿午餐？”我答应了。
我搭地铁直奔市中心。银行家俱乐部在金融区的地标建筑公正大厦顶部占了三个楼层，第一层是接待区，上两层是图书馆和餐厅。窗外风景优美，室内铺着厚厚地毯，家俱繁多，帏幔深深。通过电话上交谈，我估计汤森40来岁，他对我作了一样的估计。但是当我步出电梯请人指认比尔（译者注：即威廉·华莱士·汤森）时，却发现他很可能有65岁了。我走过去自我介绍，两个人都忍俊不住，大笑一场。我俩一见如故，顿成莫逆。
比尔于1888年出生于纽约北部，经历了一连串刻骨铭心的大起大落。1920年，作为公司债券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