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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那年的12月，我们也开始认识到一种刚刚出现的可怕危险。18个月之前，也就是苏联还没有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候，核对抗的威胁似乎只是嘴上说说而已。然而随着冷战无孔不入，危险眼看越来越真实了。阿尔杰·希斯在一出间谍丑闻中作伪证；约瑟夫·麦卡锡出笼了臭名昭著的讲话——“我手头上就有一份名单，名单上面的205个人是已经暴露的共产党人”；美军已经在朝鲜开打一场“充当警察”的战争，搞得五角大楼手忙脚乱，二战后卸甲归田的陆军师、停飞入库的战斗机和轰炸机重新披挂上阵。大家都不知道这场战争会向何处去。
那年秋天，我已经入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忙于应付课程和理事会的研究工作（即使在那个年代，作为经济学家要想获得提升，一般也得有个博士头衔）。我的博士导师是亚瑟·伯恩斯，他除了担任全职教授外，还是国家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国家经济研究所当时位于纽约，向来都是美国最大的独立经济研究组织。回首当年，它在1930年代和政府联手建立起所谓的国家收入帐户——一个规模庞大的会计系统，率先为华盛顿展示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清晰画面，从此声名显赫，广为人知。美国进行战争动员后，该系统帮助决策者设定军事生产目标，并估算大后方支持战争行动所必需的供应定额。国家经济研究所还是商业周期起伏的权威，如今，由它的研究人员裁定经济衰退开始和结束的正式日期。
伯恩斯是位成熟的学者，常常叼着烟斗。他在商业周期研究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他在1946年与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合写的书中，富有创见地分析了从1854年到1938年的美国商业周期。他忠实于实证和逻辑推理，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中分庭抗礼，卓尔不群。
伯恩斯喜欢在他的研究生中表达不同的学术观点。某天，有一堂课讲的是通货膨胀对国家财富的缩水效应。他在教室里四处走动，边走边问：“是什么引起了通货膨胀？”我们都答不上来。伯恩斯教授拿起烟斗使劲猛吸，然后把烟斗从嘴里取出，朗声说道：“过度的政府开支引发通胀。”
下面要说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导师，他让我明白：有朝一日我也许要解读整体经济形势并作出预测。1951年，我报读了一门数理统计方面的课，这是一门基于如下理念的技术性学科：一个大型经济体的内部运作和内部相互关系，可以用数学方法进行调查、测量、建模和分析。今天这门学科叫做经济计量学，但是在当年，这个领域只是一些基本概念的集合而已，由于太新了，所以没有课本，甚至连名称也没有。这门课的教授是雅各布·沃尔福威茨，日后我会在乔治·W·布什任内遇到他的儿子保罗，保罗在布什内阁中担任要职（译者注：国防部副部长，鹰派角色），后来又出任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教授把方程式写在黑板上，还把它们印在油印纸上供我们学习研究。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些工具的威力：如果经济可以用真实数据和数学精确建模的话，大规模的经济预测就可以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必依赖那许许多多预测者冒似准确的科学直觉了。我想象着如何将之运用到现实中来。最为重要的是，我在25岁的年龄就发现了一个可以施展才华、引领卓越的领域。
二 经济学人成才之路
我常常开着收音机工作。1950和1951这两年，朝鲜新闻满天飞——当时，我国军队和中国军队血战正酣，麦克·阿瑟将军在公开场合坚持已见，认为美国应该向中国全面宣战，杜鲁门总统因此将他解职。国内，原子弹试验从新墨西哥州转移到了内华达州，我们遭遇“恐红症”——罗森伯格夫妇（译者注：他们被控替苏联人窃取核机密，对他们的审讯长达两年。在认罪可以免死的情况下，他们始终保持沉默，否认自己是间谍集团的成员）因间谍罪被判处电椅死刑。举世混乱之中，我对核子时代的到来充满了想象。二战期间做的一些科学工作已经解密，我私下里深入阅读原子物理学。我悄悄看的第一大本技术书是《原子能资料手册》，这是一本由政府资助的原子能秘密资料汇编。从这本书开始，我更为广泛地涉猎了天文学和物理学方面的书籍，还有科学哲学。
象很多抱科学态度的人们一样，我认为我们这辈子最重要之事，就是要开启原子能的大门。害怕核子战争是一方面，渴望核能是另一方面。这门科学是极其诱人的。原子给予人类的能量足以推动科学探索进入到一个崭新阶段，从而也需要新的思维方式。
我发现曼哈顿工程（译者注：美国陆军部于1942年6月开始实施利用核裂变反应来研制原子弹的计划，亦称曼哈顿计划。为了先于纳粹德国制造出原子弹，动员了10万多人参加这一工程，历时3年，耗资20亿美元，于1945年7月16日成功地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并按计划制造出两颗实用的原子弹）的一些科学家信奉经验主义的一个变种——逻辑实证主义。这是一个以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为首的思想学派，其主要信条认为：知识只能来自于事实和数字——强调严格的证明。他们认为不存在道德上的绝对：价值观和伦理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是文化的反映，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这些东西的变化随心所欲，和严谨的思想远远不搭界。
我怀揣数学家思想，当时全盘接受了这个刻板的解析性教条。它看起来正是为那个时代应运而生的哲学。我认为如果人们专注于什么是可知的、什么是重要的，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这正是逻辑实证主义所追求的目标。
在1952年之前，我一直愉快地忙于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而且年收入超过6000美元。我的朋友和同事都不怎么有钱，我也花不了这么多钱。我和母亲搬到郊外——并没有一窝蜂似地搬去莱维敦镇，而是搬到了皇后区森林小丘，在一幢双户型房子里住了下来。从此，我终于找到了逃离城市拥堵的办法，这是大大的进步！
如果那时候有人预言我的生活将陷入一生中最糊涂最混乱的阶段，我可不太会把它当回事。然而，接下来的两年里，我结婚又离婚，中途离开研究生院，辞职之后再下海经商——而且彻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
我娶的女子是美术史学家琼·米切尔，当年她从老家曼尼托巴省的（译者注：位于加拿大中南部）温尼泊来到纽约，在纽约大学的美术学院求学。我们是由他人安排约会而相识的——我走进她的寓所，她正播放着一张我最喜欢的唱片。古典音乐是我们共同的爱好。我们约会了几个月，于1952年10月结婚，大约一年后我们就分手了。我不谈分手的具体细节，但是我要说，问题主要出在我身上。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婚姻所要求的承诺。在此之前，我曾经作出明智选择，而非心血来潮，我对自已说“这个女子非常聪明，非常美丽，我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好的人了。”琼是一位极为出色的人，所以我的错误所酿成的苦果尤为苦涩。好在我们至今还是好朋友。
琼是纳撒尼尔·博兰登妻子最要好的朋友。博兰登是艾茵·兰德的年轻的合作者，多年后成了兰德的情人。我就是因为这层关系和兰德相识的。兰德是来自俄国的流亡者，她的小说《源头》一直都是战争期间最畅销的书。不久前，她从好莱坞移居到了纽约，并且有了一小群热烈的追随者。我读了她的小说，为之倾倒。小说叙述的是一位名叫霍华德·洛克的建筑师英勇抵制要他妥协的种种压力——当发现造房者（译者注：指政府）改变了他的设计，他竟然炸掉公共房屋工程——最终大获全胜的故事。兰德写这个故事用来阐述她倡导的哲学：强调理性、个人主义和开明的私利。她后来将其哲学命名为客观主义。今天，她被称为自由主义者。
客观主义把自由资本主义当作最理想的社会组织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