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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世间解》（1）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机遇》（收入《负暄续话》），说它可怕，因为已然者不可改，未然者不可知，却又一时一刻离不开它。自然，它也会使人走入一种可望而难即的诗境，但惟其这更是不可必的，至少是有遐想的时候想到，就仍会觉得可怕。不过怕也罢，不怕也罢，正如一首寻猫的诗所说，是“有时还自来”。何以会又想到这些？是写旧事，追寻40年代后期生活之影，就想到上课堂面对学生、入家门面对稿纸之外，还编过一种名为《世间解》的月刊，费力不小，也就留下一些值得说说的痕迹，而编这样一种期刊，就更像是完全由于机遇。以下就由机遇说起。
因果锁链无尽，只好由目力所能及的地方说起。那是七七事变之后，我困在北京，失业，在北海金鳌玉桥头巧遇通县师范同学大唐（名家桢，字伯枚），不久之后他升官，任民众教育馆馆长，我得以滥竽，到馆里充数，每月领几十元钱。其后，为了省时间和鞋底，在鼓楼附近找房，又凭机遇，在后海北岸租到一处，其东邻是和尚修行之处，广化寺。寺是十方性质的大寺，房子多，出家人多。因为有许多院落，就于比丘、沙弥之外，兼住一些与寺中显要人物有关系的在家人以及一些归西而尚未入土的。且说这在家人之中，有赵君介眉，也属于中学教师阶层，大概经过韩君玉西介绍吧，不久我们就熟了，我常到他住的东院南房去闲谈。任人皆知，友谊也如感冒病毒，易于传染，于是渐渐，我同一些出家人也认识了。为首的是住持玉山和尚，河南人，其时约莫年逾不惑，人朴厚，笃于信，自律甚严。在清朝晚年，广化寺的大施主是恭王奕訢，所以直到民国二三十年，画家溥儒还常到寺里消夏。不知道是不是来于恭王府的施舍，在通县城和北京之间，广化寺还有田十顷。用俗人的标准衡量，寺是大地主，因而寺里的设置也就不寻常，比如食，厨房的厨师有个出身于御膳房的；行呢，自用车有旧新两辆，旧是骡拉的轿车，新是人拉的东洋车。可是玉山和尚不特殊化，晨昏随着僧众上殿诵经，一日三餐，随着僧众吃窝头，初一、十五改善，也只是吃面条而已。行则不管远近，还是恪守行脚的禅风，一步一步走。更值得称赞的是有开明的事业心。先是内，组织年轻僧众为学习班，学一般的文化。和尚吃十方，不便出钱请教师，于是通过赵君介眉，请我布施些入世知识。记得由1946年起，先后讲过逻辑、国文和英文。学习计划还由内扩大到外，是成立了小学，招收附近住户的子女来上学。小学有董事会，我也得一顶董事的帽子。总之，来往增多，关系变为密切，与寺内的出家人，尤其上层的，就都成为熟人。
也许就是我到寺里讲课的时候吧，寺里来个有文化的僧人，法名续可。他是江苏人，估计受过高等教育，何时出家，为什么出家，没问过他。人小个头儿，精明，活动力强，也就难免有些江湖气。因为好活动，活动力强，不久就同我结识，而且不见外，常到我家里来，吃素斋。人健谈，大致说，也谈得来。他还常到天津原日租界大觉兴善寺去住，同天津一些挂居士之名的名人有来往。也许就是因为既有文化又在社会的上层活动，在天津，寺住持喜然，在北京，寺住持玉山，都以上宾之礼相待。上宾是名位换来的，其结果是，就是宣扬万法皆空、向往涅槃的人，也是更加追求名位。这位续可法师设想的取得名位之道是编印有关佛教的期刊。佛教有三宝，佛、法、僧，敬三宝是大功德，于是布施钱财，支持僧人编印宣扬佛法的书刊就成为大功德，善有善报，乃入世间和出世间之人所共信，又于是而经过什么曲折或竟未经过任何曲折，据续可法师说，就有天津某居士愿意出钱赞助，并希望早日出刊。以下该动真格的了，约稿，写稿，发稿，排校，等等，续可法师有自知之明，他办不了，就希望我除拉赞助之外，都担起来。我其时还年轻气盛，又认为成人之美，义不容辞，就欣然答应。
之后是如开杂货小店，准备这准备那，择吉开业。先要有个活动之地，承广化寺盛情关照，拨与内西院北房靠东的一间，作为月刊社社址。或更在之前，刊要有个牌号，续可法师拟定佛的一个称号“世间解”，义为世间一切事，他都了解。牌匾定了，更重要的是都卖什么货。赞助者是居士，主办者是比丘，当然主张内容是清一色的佛理。我看过一点点佛教经典，可是头脑里异教的东西太多，比如最高目的的证涅槃，我就一直认为只是玄想。这是说，对于佛教，或佛理，我并未信受，只是过去治人生哲学，把“苦集灭道”的四圣谛法看作一种（重要的）人生之道而已。且夫人，没有受过整风训练，隐瞒观点是很难的，但也不能不世故，兼顾或多顾有关人士的观点，于是经过交换意见，架上货色就成为大部分是“教”小部分是“学”的混合。这种混合，还定型于我写的“发刊辞”中，抄有关的部分：
于是我们就选定了以显扬佛理为主，这并不是由于有什么成见，而是因为一千多年来，在东方，佛理精深而影响浩大。其次，由于不怀成见，所以对于由浮面看非佛理的研讨人生之道的文章我们也一律刊载，盖道无二，明道与显扬佛理在最后的效应中正是一件事。
显然，这最后一句话是调和八股，因为所明之道大有可能是反佛理的。透过字面寻实际，是我这个负主编责任的喜欢“学术”超过喜欢“宗教”，所以就尽可能在三藏的库房里放一些主旨为研讨的文章，以增加学术气氛。本于这样的企图，第一期发表了废名先生的《孟子的性善与程子的格物》。孟不知佛，程（至少是口头上）反佛，竟也挤入牌匾为佛一称号的小铺！但我觉得还不够，在同期的“编辑室杂记”里说：
本刊是一个研讨人生之道的刊物，其目的与其说是致知，无宁说是致用。所谓致用尤着重普遍。以是，我们希望由下期起，谈人生之道和生活经验的文章能够比本期增多。
果然，第二期就刊出《食化篇》、《理学探原序》、《力的宇宙与动的人生》等篇，学术的气味大增。
学术气味浓，还有主观以外的原因，是约稿，主要只能找与我自己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我出身于北大，求人写，这所求之人，显然就最容易是北大的师辈以及一些同学，而这些人，几乎都是学究而不是信徒，所能写，也就必成为论学式的，与始于“如是我闻”的文本不是一路。专就第二期说，偏离办刊主旨的形迹很明显，续可法师会不会有什么看法？他没说，我想是因为一，约稿不容易，不收这些，架上无货，就难得开业；或竟是二，比喻主办者是坐轿的，写稿人是抬轿的，抬轿的都是名手，坐轿的就既舒服又冠冕。实际也是这样，两三期发出去，反应不坏，续可法师就更成为佛教界的名人。且说这些抬轿的，有常常出面的，是顾随、熊十力、废名、王恩洋、虞愚、吴晓铃、任继愈、（印度）师觉月等，有间或出面的，是韩清净、俞平伯、朱自清、金克木、赵景深、丁文隽等。出力最多的是顾随先生，写一篇连载的谈禅的文章《揣龠录》，每期不缺。同学中，吴晓铃给的帮助最大，不但自己写和译，还代约人写和译，如师觉月教授是印度国际大学研究院的院长，恰巧来北京大学讲学，就是借他认识的光，给月刊写了六篇之多。我呢，因为一则少所知，二则没有时间，只写了一篇《关于度苦》（刊于第二期），虽然也说了些肯定宗教信仰的好话，却仍有不少外道气。
内容性质之外，还想说说编印事务。经费有限，不能多用人。续可法师经常住天津，就是来北京，也是述而不作。找个鼓楼时期的同事黄君来帮忙，也只能做包装期刊、跑跑邮局一类事。于是约稿、编稿，直到跑印刷厂，发稿、校对，都要我一个人唱独角戏。而我是另有正式职业的，就每天还要到贝满女中去上课。还有准职业，为京津二地的两种报纸写专栏。此外是广化寺的奉送课，也要上。总之，情况就成为，纵使说不上苦不堪言，也总是忙不堪言。其中还有越渴越吃盐的，是在宣武门外长城印刷厂印了五期之后，找承印的地方总是不顺利。就这样，天天骑车各处跑，风雨无阻，披星戴月，闯过多种困难，由1947年7月印成第一期起，到次年10月印成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