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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裁之。”总之也是甘心教书了。
在春秋战国时期，教书要有学识，因为大多是自己坐在家中，学生找上门。现在大不同，是只有所谓学校的组织，有组织就要有说了算的头头，想教书，就要通过头头点头这一关。这是说，比学识尤为重要的是社会关系。显然，我不得不操旧业，教中学，就也要靠社会关系。通过社会关系找个饭碗，难易的情况不一样，我这一次是偏于易的，不是由于自己有什么优越条件，——或者说，幸而有一个优越条件，是几年来与南星有较多的交往，也就有了较深的友情。南星与我是通县师范同学，我比他高一班。考入北京大学，我学国文，他学英文，我还是比他高一班。毕业以后，因为赶上国土沦陷，我们的生活都困顿，语云，同病相怜，又因为我一直喜欢他的诗人的气质，钦佩他的诗文的造诣，所以关系就越来越密切。记得前面也曾提到，梦之时，一同幻想编印《天上人间》之类的期刊，觉以后，他编《文艺时代》，我就给他写文章。时移则事异，一切都成为泡影之后，其时虽然还有临时大学补习班的钟点，名称的“临时”足可以预示，这是不久就会失去的，所以未雨绸缪，应该尽快建造新的一窟。而碰巧，南星的北大同班同学有的从西南飞回，而且不只一位。且说其中的一位，姓田，腾达而未大腾达，接任了第四中学的校长。是缺人还是愿意带一些自己的人，不知道，只记得是1946年年初，南星就答应去教英文，接着就介绍我去教国文。第四中学在地安门以西，厂桥略南，西什库后库，离我家不远，主要还是这是个靠得住的饭碗，所以就“从速”（说不上“欣然”）答应了。课程是三班，每一周要口讲指画十几课时，每两周要改一百多篇作文，为了活命，也就只好忍下去。
说忍，来由主要不是好逸恶劳，而是因为，我一直认为，这种课堂式的学文的方法必是劳而少功。可是一个人的私见又能怎样呢？也就只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糟糕的是，我有时又不安于人云亦云。这是说，多年来的一贯胡思乱想加常常嘴不严的习惯未能警惕而革除之，有时上课堂，由课文连类而及，就未免说一些不合规范的话。不合规范，如果是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范围内的，关系不大，如果阑入时事范围，显然，问题就会化为严重。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其时也是处处安插寻访并定时汇报异端情况的正统人物，于是经过传递，在校当局的眼里，我就成为，至少是非言听计从的人物。何以知之？是承什么人委婉地告知：“有的学生反映，虽然讲得不坏，有时喜欢说闲话。”闲，言内意是所讲非讲课文所必需，这里显然有言外意，怕越描越黑，只好以相视而笑，心照不宣了之。了之之后呢？短期内也许知所警惕吗？后来想，还是借了同出身于红楼，又为南星所推荐的光，1946年上半度过，依例，暑假期间可以变动人事，可是学校还是表示继续聘用。暑后开学，仍是每一周十几课时，每两周一百几十篇作文，可不在话下。有变化的是大环境，内战的局势紧了，物价上涨的速度快了，连带的胜利从而万象更新的美梦断了，冤有头，债有主，除少数正统人物以外，心里当然都有些、甚至很多不满。物不得其平则鸣，我不免也就面对学生说些愤激的话。其后当然是汇报，因为异端的味道更加浓厚，得到的回报不再是委婉的劝告，而是“不要在课堂上谈国事”。稍通世故的人就会知道，我的对应之道最好是主动离开，以免校当局不好办（辞退，碍于情面；不辞退，难于交差），或自己丢脸。学期结束，又凑巧，文学院的同事也多有交往的田君仲严（名聪）来，说贝满女中有初中修身课，问去不去教。饥者易为食，又因为修身可以不改文，轻松，就欣然答应。有了新枝可栖，立刻就表示不再往四中任课。学校顺水推舟，表示同意，面子上维持个好合好散，我业依旧，只是换了个地方。
贝满女中是教会学校，分初中、高中两部，都在灯市口路北，初中在西口内教堂旁，高中在东口内佟府（清初大臣佟国维的府）夹道。与西什库后库相比，距离我住的后海北岸，灯市口要远一倍左右。这是就路程说，我不得不舍乔木而取幽谷。其实呢，除路程稍远以外，其他方面，我觉得都是由幽谷而迁于乔木。这里就说说其他方面。我视为最重大的是有所想，到课堂上说几句，万一与校当局的想法不尽同，能不能获得容忍的待遇。这在上面已经说过，四中是由（国民）党统治，不能容忍。贝满呢，由教会统治，能容忍。我这样说，像是公然与近代史上诸多反帝国主义侵略的说法唱反调，有媚外之嫌。那就缩小范围，或换个角度，说，来自新旧约的教条，总是不像来自党义的教条那样厉害，那样可怕。原因很简单，是党义的背后必有政治力量，也就必有武力；教义的背后则未必。再缩小，小到贝满女中的课堂，像是没有安插定期汇报的人物，证据是，在教会有力量管理的时期，我没有听到委婉的劝告或警告。在这种我视为重大的之下，还有值得欢迎的。一种是，学生由男变为女，空气就由粗率变为细致，生硬变为柔和。细致和柔和何以就高过粗率和生硬？答曰，这是由感觉来，至于理，我也说不清楚。另一种，也许因为呆得时间长，前后四年，交了不少知心的朋友，至今还念念不忘的（留待另一篇详说）。还可以加说一种，与生活有更密切关系的，是对抗物价飞涨，学校有妙法，是开学时收学费，都折合为面粉，每月领工薪，就不会因通货膨胀而吃亏。且说1947年初我离开四中往贝满女中，本来只有初中的修身钟点，可是到校之后，因为高中国文课还缺人，就又分了一班国文钟点。以后是高中课逐渐增加，就只教国文不教修身了。
苏东坡诗有句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在四中混了一年，接触的人不少，且不说怀念，有没有值得说说的？可惜我记忆力很坏，单说同事，除有大名的教数学的马先生（文元）和教化学的刘先生（景昆？）以外，几乎连印象也没有了。但系人于事，也可以选拔两位，代表生活之道（也许不宜于高称为“道”）的两个尖端，略为点染。一位是王桂，字月舫，教历史的。何以对于这位就网开一面，记得一清二楚？以时间先后为纲，原因可以凑两种。一种，他是1930年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毕业生（还有个印象，是他毕业以后舍不得离开红楼，曾根据学校毕业生可以不经过考试再念同院另一系的规定，继续上学），因而就有同学之谊。另一种，是我在四中，以及离开四中之后，同他都有些来往。有来往就有可能多有了解，而说起他，了解就不只是可能，而且很多。这也有原因，是他的为人，诚朴而柔弱，关于柔弱的一面，纵使习俗认为不宜于外扬的，他也直言不讳。这里只说一次的直言不讳，是在四中的教员休息室里，两课时之间，我发现他下课后和上课前都往厕所里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一直怕学生上课时候闹，更怕因闹而失业，所以课前课后就想到这些，而每一想到就小便失禁，只好多上厕所。他的话不禁使我想到旧话的“行自念也”，也就更加感到人生旅程的不易。王桂同学的心理状态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另一位就不然，而是及时行乐，有今天不管明天。这是一位教体育的，恕我忘记他的大名，已经三十出头，还没有如意佳人，也许不曾想过什么如意佳人。他也有所好，是到西单商场，用工薪换自己喜欢吃喜欢喝喜欢玩的。所以他的行踪也形成规律，如他自己所宣扬：“发薪之后头十天，想找我，到西单商场，后二十天，到学校，因为钱袋空了，就决不出门。”这位的生活态度也使我有所感，不再是慨叹，而是惭愧，因为我领得工薪，如果也走入西单商场，至多只是买两本旧书而已。现在，由离开四中之时算起，已经近半个世纪，月舫兄如果不早作古，这样多怕，红卫恐怖的大革命十年，大概只能昼夜不离厕所吧？至于那位旷达先生，无家一身轻的生活，究竟能够延续多长时候呢？语云，不要为古人担忧。其实，为今人担忧也大可不必，那就不再想这些，任其如云烟消散吧。
《流年碎影》 《世间解》（1）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机遇》（收入《负暄续话》），说它可怕，因为已然者不可改，未然者不可知，却又一时一刻离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