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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90年代，离开这个世界。再说另一位，是女性，姓宋，名桂英。严格说，我同她没有直接关系，谈过话，是公事性质的。这情况可以换为具体说。40年代初，我滥竽于北京大学文学院，她在文学院念中国文学系，我没教过她。二十年以后，即60年代前期，为了了解语文教材的使用情况，我们多次到二龙路中学去调查，听课，开座谈会。到那里才知道，原来宋桂英在这个学校任语文教师。有些接触，印象是人温厚，功课不坏，教学生认真负责。知道她与文学院同班同学徐守中结合，因为与徐守中没有来往，也因为见面只是谈公事，没有问徐守中的情况。是文化大革命的风停息之后，大概是1977年或其后吧，不记得以何因缘，我同徐守中有了接触，可是到他的住所武定胡同（原名武定侯胡同）去闲坐，则是在宋桂英作古之后。关于宋桂英的情况，所知也只是为保家而献身的一点点，都是徐守中同我说的。
那就重点说宋桂英。手头有一本《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民国三十二年毕业同学录》，恰好是宋桂英毕业那一年的，收有宋桂英的照片，穿学士服，戴学士帽。烫发，瓜子脸，戴（近视？）眼镜，面清秀而风度温婉。照片下印四行字：第一行“宋桂英”，第二行“廿二岁”，第三行“河北清苑（按即保定）”，第四行“清苑新民南街四十四号”。知道她是保定人，1921年出生。毕业后就到二龙路中学吗？没问过她和徐守中。以下说关系重大的。徐守中是滦县人，比宋桂英大五岁，也是功课不坏，因而有些名士气，或说傲气。在北京东城某中学教书，因为有傲气，整风之风一来就被刮倒。而且倒得厉害，其后就被赶回老家去放牛。三个孩子的养育责任都落在宋桂英的肩上。她没有向原则性强的人物学习，与徐守中划清界限，而是相反，于养育孩子之外，还照顾这牧牛童，使他的生活不至太苦。一个人养五口，就是巧妇，也很不容易。办法是自己尽量刻苦，吃坏的，而且少吃，衣服能不添就不添。累，苦，有眼泪往肚里咽，这样度日如年，一忍就是二十年。大革命的人亡政息，终于等来落实政策，徐守中的右派之冠摘了，户口回北京，恢复了退休待遇，孩子长大成人，能够自食其力。境遇是由深渊一下子升到南天门，都以为其后就可以夫妻对坐，唱风雅之后的颂歌了。万想不到会飞来意外。是1978年秋季吧，有那么一天上午，一个朋友给徐守中送来一张当天下午的电影票，至时徐懒怠，不想去看，宋桂英说扔了可惜，她去看。穿上衣服出门，到街西口外，上南北向的大马路，一辆吉普车驰来。推想是她近视，年轻的司机慌张，一下子就撞到她身上，伤很重，送到医院没救过来，作古了，没有活到六十岁。
可以想见，死者已矣，生者受的打击是如何大。是几个月之后吧，我见到徐守中，提到宋桂英，他说，宋的品德，以及对他，不是一般的，忍辱负重二十多年，刚好转，竟这样悲惨地死去。他万念俱灰，说不断有人找他干点什么，他一概谢绝，因为没心肠。他写了些悼亡诗，给我看。我想到他的处境，想到宋桂英的为人，也悲伤，秀才人情纸半张，还写了一首五律，送给徐守中，以略表悼念和安慰之意。诗云：昔读风帘什（元禛悼亡诗有“风帘半钩落，秋月满床明”之句），今闻薤露歌。地宫终杳漠，天道竟如何。对镜惊涂粉，临流叹逝波。尧封（喻乐土）慕和靖（宋林逋以梅为妻），策杖老烟萝。尾联是劝他想开点，我自己也知道是局外人的风凉话，殊少生效的可能的。果然，不很久之后，他终于不能策杖老烟萝，而是撒手而去，从宋桂英于地下了。
但这首诗颔联的下句“天道竟如何”，在我却是分量很重的。这可以用于宋君颖和宋桂英，两个人本质都很厚，可是也是天道，竟使其中一个，一生不能清朗，另一个，能生于苦而不能生于乐，“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倘所谓大道，是邪（耶）非邪？”（《史记·伯夷列传》）叹息完，还可以扩大，用于一切人，想想，“生年不满百”，无忧无虑，能有几天呢？所以谈到人生，我虽然不能如悲观主义者叔本华那样决绝，却同意他称“民吾同胞”为“苦朋友”的想法。我们被动有了生，且不提有迷信色彩的命运，也总是不能不受机遇的大力的摆布。在人生的路上，我们像是有能力远望什么理想之境，并以意志之力选定往哪里走，但能到不能到，就还要走着瞧；而必能到的一个地点，贤愚、贵贱、贫富所同，只是死而已。
但这只是我对人生认识的一个方面，是放在“天地无私”的秤上称，不要以为自己会有过多的重量。还有另一个方面，是只要重量不等于零，我们就应该求这不等于零的小数目，能增加则增加，不能增加，也要防止它下降。改为由具体方面说是应该尽量求苦少一些。苦有来于天的，可另案处理。我的认识，绝大多数还是来于人，如多次运动，尤其文化大革命，我们所闻、所见、所经历，就是这样。如何对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已受的苦，既成事实，我们无可奈何；重要的是未来，为了不再受那样的苦，我们都应该尽力，先明因果之理，然后坚决舍去恶因，以求能得善果。
《流年碎影》 拮据之苦
这本书，以“伤哉贫也”为题，已经写了三次，拮据，亦贫也，难道我就不怕读者厌烦吗？予岂好喊贫哉，予不得已也。这是说，实况是贫，我就欲夸富而不得。还可以加个理由，是我所谓“拮据”，意义与贫不尽同：贫是阮囊经常空空如也；拮据则是常常有一些，可是一小盆粥有几个和尚吃，嘴都能沾一点，却不能饱。不能饱，既带来身的苦，又带来心的苦，新风，有苦要诉，其后还有忆苦思甜，所以也列为一题说说。
时间大致是文化大革命之前那一小段，就说是三四年吧，我的家庭情况或说生计情况有了些变化。老一辈，我的父母先后走了，三口减为一口；幼一辈，长、二、三女陆续大学毕业，有了工作。吃饭的少了四五口，又循姑娘挣钱，多给娘家少给婆家之例，我的收入还多了一些，所谓两面“加功”，应该说，情况会大大好转。稿酬的外快也没有断，记得还有化零为整的，如独力编的《文言难字注音》（商务印书馆出版）、合力编的《古文选读》（与周振甫等合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就是。开销减少，收入增加，由会计学家算账而后结账，总当有盈余，从而喜笑颜开了吧？然而不然。原因为何？以下慢慢说。
先说点近于题外的，是居家过日子，开销像是并没有缩减多少。原因不是自己（包括家里人）的衣食住行因手头稍从容而升了格。在这方面，正如思想改造中，我是顽固分子，不只衣冠，扩大为食用等等，也是惯于不改旧家风。来由有唯物的，是粗茶淡饭惯了，改为食有鱼，肠胃反而不好过。还有唯心的，力更大，是觉得把精力和财力耗费在这类地方，清夜自思，有愧于屋漏。可是实况是与整风、大跃进时期相比，口腹之欲常常有所改善。这是因为寻常步行、骑自行车之客，整风时期寝食不安，大跃进时期知道我无力杀鸡作黍相待，旧雨也不来，而现在就常常光临。光临，就照例要面对喝两杯，喝就要备一点点下酒之物。有如此闲情，是因为“圣代即今多雨露”吗？非也，是因为多次运动中锻炼，都有所得，这所得是轻，偏于情，得过且过，重，移向理，或说亦道也，苦中作乐也大有意味。还是转为算账，常有意味，就不能不多开销一些。且说苦中作乐的开销，还有另一种由来久矣的，是仍买长物甚至更多买长物。这有原因，可以分为远近两种。远是“天命之谓性”加后天的习染，比如看见，大至法书名画，小至一粒雨花石，没理由，就是爱，爱就愿意得而藏之，这就不能不花些钱。还有近因，是社会环境过于冷酷、颠簸，愿意在其他方面开一条小路，或辟一块小天地，以求取得一些温暖和生意。可是这时期，长物的来源已经由多变少，出身则由低变高，具体说是想得，就只能出入几家国营的文物店。货的格也高了，原来逛地摊，逛小铺，两三块，甚至两三角，可以买一件，此时不成了，少则几元，多则没有边儿。我为财力所限，价过高的当然不敢问津，但分明记得，有些件，其中有法书，有砚，价是高到二十元的。这事实上是升了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