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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年度图书——《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
3月29日晚间，在伦敦经常举办各类颁奖典礼的豪华酒店格罗夫纳会馆，罗琳着一袭黑色晚礼服，光彩夺目地登台领奖。
满头银丝的著名女演员劳伦·白考儿为罗琳颁奖，也第一个向她祝贺。
“我是你的书迷。”白考儿说，“我的孙子孙女，那些小精灵们，也是你的书迷。真希望写这些书的人是我啊。”
罗琳则抱着那个大金笔说：“我很高兴看到《哈利·波特》能够继续给大人和孩子们带来莫大的快乐。我很荣幸领受此奖。我正在创作这一系列的最后一部，一切都很好，它会顺利面世。”
台下1200位各路名流热烈鼓掌。的确，年度图书的桂冠早已非罗琳莫属——像她去年在美国得到的首届羽笔奖（Quills Awards）一样，大英图书奖也是个出版领域的业内奖，大卖特卖的“哈六”没有对手。
罗琳击败了杰米·奥利佛的畅销厨艺专著《杰米的意大利》、莎伦·奥斯伯恩的自传、杰里米·克拉克森的《克拉克森看世界》以及皮尔斯·摩根的《内幕人士》。
超级畅销小说《达芬奇密码》、女作家琳·特拉斯关于如何使用标点符号的《吃射走》、美国反战导演迈克尔·摩尔的《愚蠢的白人》分别赢得了去年、前年和大前年的年度图书奖。
年近花甲的新秀
一年一度的大英图书奖奖项众多，今年共有12座金笔奖杯颁出，涉及各类图书题材，如儿童、推理、历史和体育等。每一个奖项，也都由赞助商冠名。
有意思的是，获得今年“最佳新人奖”的，是59岁的玛琳娜·柳薇卡。她的小说处女作《乌克兰拖拉机简史》是去年英国文坛最令人耳目一新的佳作之一，亦曾入围布克奖的复评，以及奥兰治奖的决选。
柳薇卡是乌克兰难民之后，二战期间生于德国基尔的一个纳粹劳改营，后移民英国，现在在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任教，此前写过六本如何照料老年人的专著，《乌克兰拖拉机简史》是她的第一本小说，对老年人古怪脾性的描写不仅眼光独到，而且充满喜剧色彩，读来有趣而真实，只不过书名太过怪异，英国很多书店开始一度将它归入了农业类的书架。《卫报》说，《乌克兰拖拉机简史》堪称2005年最受读者喜爱的书之一，也起了一个“最勇敢”的书名。
小说的主人公——社会学女教授娜杰日达决定，与小自己十岁的企业家妹妹薇拉将长期的不和搁置一旁，拯救她们的老爸于近在咫尺的人生大难。84岁的老爸住在伦敦以北的小城彼得保罗，丧偶多年，不久前在当地一家乌克兰社交俱乐部里，遇到了离婚后从东欧老家跑来的36岁的瓦伦蒂娜。
在姐妹俩看来，瓦伦蒂娜纯粹是个狐狸精。她喜欢绿色的缎子内裤，厨艺极烂，一心梦想着早日过上西方的奢华生活，接近老爸，图的就是想在英国早点落脚，把自己的儿子也接过来。老爷子却被这个比自己小将近五十岁的女人弄得神魂颠倒，说她像极了文艺复兴时代大画家波提切利的名画《出水的维纳斯》，尤其是她那“一对波提切利式的优质乳房”——他就是这样告诉女儿的，“你是不看不知道啊”。
很快，姐妹俩就明白了，她们根本不是这个狐狸精的对手。瓦伦蒂娜还是和老爸结了婚，她就像一场飓风，将这个家弄得天翻地覆。新娘子要开大奔，买新瓦斯炉、真空吸尘器，做整容手术，这些都得用老爸微薄的退休金来付账。
更麻烦的是，一连串的混战之后，家里所有过去的秘密都被倒了个底儿朝天，包括姐妹俩的身世之迷，而这一切——经历了十月革命前的乌克兰、二战期间的德国和当代英国的家庭苦难，她们以前几乎一无所知。因为娜杰日达总是想：“也许，有些事情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与此同时，当过工程师的老爸则在继续进行一桩毕生的大事业——撰写一部拖拉机发展史，重点描述拖拉机在人类进步及乌克兰建设史上的突出贡献。娜杰日达帮他把书稿译成英文，好让家里惟一的成年读者——她的丈夫能看懂。
故事的最后，一切纷乱似乎都暂告平息，在主人公的面前，仿佛出现了无数新的开端。老爸对娜杰日达语重心长地说：“活下来便是胜利。”
关于作家职责的对谈
［南非］纳丁·戈迪默 著［美国］苏珊·桑塔格 著 姚君伟 译
2005年年底，译林出版社推出了国际级出版物——《爱的讲述》。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戈迪默所编当今著名作家短篇小说集，它让世界文坛二十一位最杰出的文学家（其中包括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同时聚集在我们面前。集子所选二十一篇小说均由作者和译者授权出版，所有的版税和利润均捐献给防治艾滋病事业。这是一次爱的讲述，更是一次爱的奉献，体现出作家和译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人类生存状况的热切关注，思之令人感动。回想起读过的一篇戈迪默与桑塔格（《爱的讲述》作者之一）就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写作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所作的一次对谈，觉得《爱的讲述》与之有着直接的关联，遂捡出原作，译成中文，奉献给中国读者。
——译者
纳丁·戈迪默（下简称“戈”）：我童年第一次拿起笔写东西的时候——九岁左右，怎么也没有想到，写作日后竟会成为大家全都认为就是我干的工作，也没有想到，写作是一种需要担当责任的行为。
苏珊·桑塔格（下简称“桑”）：但你认为自己是有读者，你是为他人写，还是认为只为自己写？
戈：我觉得我当时认为写作是为自己，没想过出版，也没想过别人会看我的作品。
桑：我的经历与你不同。我也是七八岁开始写作，但我真的想过发表的事情。事实上，我当时真的认为当做家就是要发表作品。不过，我那时也不知道当做家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戈：我出生在南非这样一个国家，是个白人，天生就拥有特权，像我这样一个在殖民地生活中长大成人的孩子，要当做家，就必定要有机会了解到这一社会里有什么，并且明白社会是如何塑造我、影响我的思维的。作为一个人类成员，我就会自动地为它担当起某种责任（因为作家是一个善于辞令的人），就会有一种特殊的责任要求他去以某种方式作出反应。但是，你知道，当时，我还在读里尔克、弗吉尼亚·伍尔夫、亨利·詹姆斯和普鲁斯特的作品——不是九岁，而是十五六岁的时候。我身上有某种盲目性。我只是想：“嗯，我在写作；这是世上我想做的一件事情。”于是，我便埋头写作。
桑：但是，我认为，你在读普鲁斯特、亨利·詹姆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时候，并没有封闭自我，而是在寻求你作为作家的基本身份，寻找使你成为作家的东西，同时，你正渐渐意识到成为你的祖国的一个公民意味着什么，这难道与你目前做的事情有什么两样吗？
戈：嗯，是这样：政治是某种潜入我作品的东西，因为我周围的生活充满了政治内容，就连生活中绝对隐私的层面也挡不住政治的侵入。在南非，政治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你参与不参与的东西。整个政治气候——社会秩序、你的生活方式——为政治所决定，根本不存在愿意不愿意进入其中的问题。但是，我原先不明白并感到某种幼稚的是，在我长大成人，意识到我生活在哪里、意识到一个人、一个公民应该承担的责任时，我视之为某种与我作为一个作家所做的事情完全分离的东西。即使在我的作品中政治形势决定人物命运的时候（因为这一切就在我身边发生着），我仍然视之为我在用文学创造的东西的一部分，我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创造得更好一些。这与我是否令那些与我政见相同的人满意毫不相干。
桑：契诃夫说过，作家与政治的关系主要是一种逃离的关系，作家决不能允许自己因他人希望你表达一种进步的观点便为之所束缚。
戈：我当然同意契诃夫而非艾伯特·加缪的观点。加缪说：“等到哪天我仅仅只是个作家，我就决不再当做家。”我完全不能同意。我宁愿把它反过来讲，即等到哪天我成为不仅仅是公众意义上的作家，即愿意面对某个政治问题或者社会问题，而且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