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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没出狱的时候，他就把这笔钱筹划好了，它得派上大用场。他得用这钱给自己，尤其是给父母，夯出一些好日子。他还年轻，二十六岁，还有过头。父母却是过一天少三晌，他再不抓紧就来不及了。
“今天我归正了，犯罪到此结束，新生从此开始！”这是他在出监仪式上的宣誓。宣誓的时候，他有点儿别扭，觉得这话有些变形。在心里，他早就把这话说了千遍百遍，不是这么个感觉。仿佛一个每天见面的家人，突然到抹了脸上了戏台子。怎么看都很遥远，怎么咂摸都串味儿。但这话里的核是结实的。是掏他心窝子的。
他是前天到的家，进了门，刚喝完母亲给他倒的一杯水，父亲就回来了。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就进了卧室，再也没有出来。母亲跟进去了一会儿，说：“要不，你先去别的地方躲躲吧，过了年再来。你爸爸心脏不好。让他慢慢地把气儿顺下来。”他二话没说就拎着行李出了门，随便上了一辆公共汽车。
他能去哪儿躲呢？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摊粪。倒是陌生人的眼睛，只怕还可能会觉得他是一枚放干了的点心。
无论如何，他得往前走。要么坐车，可一直没有车来。要么找个人家住下，不然这夜冻可真够他受的。
他决定再问问。
他走进一家理发店。店里有两三个年轻人正在嗑着瓜子打牌。他一进去，他们都停下来看他。
“理发？”一个头发很红的男孩子说。
他下意识的想要去摸自己的头，又停住了。服刑时不能留长发，一层刚刚拱出头皮的硬茬，理什么呢？
“打听个事。”他说。
“什么？”
“我路过这儿，想找个地方住……”
“没旅店？”红发男孩打断了他。
“有没有哪家房子宽敞……”
“没有。”
“怎么没有？小春家啊。”另—个男孩子说。他们嘎嘎地笑成一片。在他们的笑声中，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笑。很孤独地站着。
“去吧，去小春家。沿着这条街一直走到北头，左拐，快出镇的时候，有一家小春饭店。”
“方便吗？”
“怎么不方便？方便着呢。方便得不能再方便了。”
又是一阵嘎嘎地大笑。
他出门。又是小春家。小春怎么了？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会让他们笑得这么暧味，这么放肆？他的心潮乱起来。不然，就去试试吧。既然她开着饭店。如果不能住，能吃点饭也好的。如果不能吃饭，找个由头喝杯热水坐一坐暖和一下，也是好的。
他走到街的北端，友拐，一会儿，果然看见了一栋白房子。
暮色渐渐地重了，有鞭炮声不间断地响着。也许是因为处于小镇边缘，隔着那么多的树木和庄户，这鞭炮声听起来很奇怪：很近，但不刺耳。也很远，但又不渺茫。似乎有些像电视里的声音开大的效果，把那些棱棱角角都磨柔了。
他走上去。饭店是两间。门上一个木牌，写着“小春饭店”。门前有一棵小树，光秃秃的看不出是什么树，枝杈上挂着一个拖把，硬邦邦地擎着身上的布条，像一个冻僵了的人。玻璃窗很大，上面贴着几行字：主营 烩面 拉面炝锅面 炸酱面 手工面 米饭 水饺 精致凉菜 香热炒菜 欢迎光临 物美价廉。
对联已经贴起来了，上联是“柴米油盐乾坤小”，下联是“万紫千红总是春”。初读着有些不伦不类，却也别有一种乡村野趣。再一琢磨句尾里藏着“小春”两个字，他就不由得笑了。
他推开了门，一瞬间便闻到了一股诱人的香味，他一下子便断定，这家盘的饺子馅儿是芹菜大肉的。
“谁？”一个小女孩的声音。他看见了那个小女孩，四五岁的样子。穿着一件粉白色的外套，头上扎着满当当的细辫子，像个蒙古娃娃，滴溜溜地望着他。
他笑了笑。
“你家大人呢？”
“妈，有人。”小女孩喊。
一个女人走出来。应该就是那个打红伞的女人。她上下看了他一眼：“有事？”
“吃饭。”他说。他下意识地抹了一把自己的脸。他知道自己穿得很滑稽：裤子太短，衣服太宽。这都是“政府”给他找的便装。
“今天不给别人做饭。”小女孩说。
“不赶脚回家了吗？”女人问。
“嗳。”
“那，你坐。”女人说，“想吃点儿什么？”
“什么都行。快点儿。”他实在是饿极了。
吹风机呼噜噜的声音，油嵫啦啦的声音，汤咕嘟嘟的声音，此起彼伏地忙碌着，像赶着集。一浪一浪的气息涌出来，侵袭着他的肺腑。小女孩端出一只茶杯放在他的桌上。
“妈说，先喝口热水暖暖身子。”她的声音像嫩豆腐。
蒙蒙的水汽均匀地润上了他的脸。
他打量了一下店里。店里的格局是两室一厅型的，他坐的地方就是厅，厅的一角摆着一个玻璃柜，柜下摞着一叠雪亮的大白方瓷盘，大约是平时放小菜用的。玻璃柜后面还立着一个书柜，上面放着几样白酒，全带着包装盒，崭崭新的样子。厅里摆的都是长方桌子，有六座的，有四座的。大约是不准备迎接客人的缘故，有几张桌子被挤到了一边，厅中间的地方显得大了起来，摆着一个煤球炉子，他的桌就在炉子旁边。炉子封着，但热气还是毫无阻碍地传过来。厅的东墙上一溜三个门，一个门窄怯一些，把手上闪着油光，里面有扑扑索索的响动，应当是厨房。女人刚才就是从这里面走出走进的。另两个门宽大—些，挂着帘子，应该是雅间。
这个格局，很像是监狱里亲情餐厅的格局。
亲情餐厅是监狱里近两年才设起来的。供服刑人员和亲人聚餐用。还有鸳鸯房。鸳鸯房是给夫妻的，他当然不敢想。就是在亲情餐厅能吃顿饭，他也没想到。母亲前年去看的他。当他接到通知的时候，几乎傻掉了，走路都不知道该先迈哪条腿。母亲几乎是从没有出过远门的人，一千多里，长途汽车，火车，公共汽车，三轮车，全都坐一遍才能到达他服刑的监狱，母亲就这样摸来了。在会见室，他和母亲一人拿着一个电话，却没有说什么，母亲只是哭。开始他也哭，后来他不哭了，他只是看着母亲。母亲老得那样厉害。他知道：她的皱纹，新长的，都是自己一刀一刀刻上去的。旧有的，也是他一刀一刀刻深的。
母亲在监狱的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他们在亲情餐厅吃了饭。四个菜：拍黄瓜，小葱拌豆腐，番茄炒蛋，红烧肉。还有半斤芹菜大肉饺子。他把红烧肉给母亲一块块夹进碗里，母亲又一块块地给他夹回来。他吃。大口地吃。噎得喉咙生疼。香腥得让他想要呕吐。他拍拍胸脯，对母亲笑。
结账的时候，他拦住了母亲：“我有钱。”
“贵。”母亲说。
吃完饭，他们又在餐厅坐了一个多小时。母亲说她该走了，赶下午六点的火车。父亲心脏不好。她放心不下。
“妈，好好的。”他说。
“我们一把老骨头就这样了。你得好好的。”母亲说。
他们吃的那顿饭，花了四十八块钱。餐厅给他开了一张大红色的收据，他一直收着。没事就看看。没事就看看。
厨房里的声音单调起来。咣，咣，咣，应该是莱出锅了。女人先送上来一大碗肉丝面，随后又用盘子盛上来一个青椒肉片，还开了一瓶半斤装的“玉液酒”，给他满上。又在厨房里忙活了一会儿，端出一大盘香气四溢的饺子，喊着孩子过来：
“一起吃点儿饺子。大年夜不吃饺子是不行的。”
他埋下头吃着，一句话也没有说，一会儿头上就冒出了热气。
窗户外的暮色渐渐地靛蓝了。往外看去，被越来越紧的雪衬着，靛蓝里又现出点儿粉白。他又点上一根烟，听着外面的车声。突突突的是活泼的“时风”牌农用三轮车，轰轰轰的是雄壮的双斗拉煤大卡车，哒哒哒的是热闹的小四轮拖拉机，嗤嗤嗤的是安静的自行车。远远的，他似乎还听见有公共汽车的声音穿来，咿咿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