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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天发誓,刚开始时,他真是想做件好事,把她送回家的。一个女人深夜躺在这里,显而易见的危险。他的学校在这所城市的西郊,夜里的行人本来就很少。
“喂,喂。”他把裙子给她放好,拽她。
女人不动。明明不胖的女人,拽着时却死沉死沉。他又拽了一次,女人依然没有一丝反应。第三次拽她的时候,他一着急,抱住了女人,女人也揪住了他。
“不要走,不要走,留下来陪我……”她喃喃着,哼哼唧唧,带着点儿撒娇和放荡。她把他的手按到她的胸上。重又沉迷地睡去。他的头一下子就大了。她的软绵绵的腰,她的丰满得要爆炸出来的胸,她内裤底部透出的神秘的黑丛,她全身散发出来的甘洌的体味……她是女人。是他如渴思浆如热思凉的女人。
这是个机会。
车越来越少,行人也越来越少。他守着这个女人,矛盾着,煎熬着。零点过后,他算了算,已经有一个小时没有人打这个街心花园路过了,女人还在睡,似乎要一直睡下去。
他终于蹲了下来。拨开了女人的内裤,看见了那个魂牵梦绕的秘密。然后,他用钥匙上带的水果小刀把女人的内裤一点点切开,让自己的秘密闯进了女人的秘密里。女人真好。一边动一边对自己说:真好真好真好。那一刻除了这个,他想不了别的了。
在他动的时候,那个睡中的女人似乎也是很舒服的,甚至有几声轻微的愉快的呻吟。可是当他结束了之后,她睁开眼睛,一切就都变了。
他被开除了学籍。在看守所呆的两个月间,母亲从始至终都是像祥林嫂那样的自言自语:“他怎么这么傻啊。”父亲只说了一句话:“这么没出息的罪,还不如杀个人呢。”女朋友给他转来了—封倍——当然是绝交信,痛斥他“下流,无耻,龌龊,肮脏,卑鄙,让全世界人都恶心”。
他被判了六年,因为表现好,减了两次刑,住了四年。服刑的监狱离家有一千里。四年间,母亲去看过他一次。
脚挨着土地的一刹那,他打了一个趔趄。坐得太久了,酸麻的腿让他有些失重。他背着一个深蓝色的旅行包,上面撒着黄色的小圆点,如同夜空里的星星。星星上印着两个硕大的联体字:北京。下面是一排相应的汉语拼音,也是字母和字母搅缠在一起,很热闹的样子。包的上半部明显是瘪的,这使包看起来很轻。
天正在下着小雪珠。很机灵,很调皮的那种,到手里,“刷”的就没有了。不仔细体会,连瞬间的凉润都是察觉不到的。到了衣服上,也是一刻间就消失了。弹到熙熙攘攘的路上,更是无影无踪。只是当人深吸一口气的时候,才会觉得鼻子里多了些冰辣的味道。
这是一个小镇,可也不是很小,比他家住的那个小镇似乎还要大一些。不过仿佛也是连一条正经的大街都没有。他走的这条,一定就是最宽敞的了。相当于长安街在北京了吧。
这种小镇的格局,他是熟悉的:左边是“幸福烩面馆”,右边是“小玉粮油店”,前面是“换面条”,旁边一行小字:一斤面换一斤二两面条,特细,二细,一细,一宽,二宽,特宽——这些都是面条的型号。再往前是“黎民百货”,门口还放着一张铁丝床,床上用木板压着一摞春联,春联上面还覆着—层油布。过往的人们没有谁看它一眼。这会儿,哪家的东西只怕都备齐了。他沿路过来,已经看到好些人家都贴上了。红红的,青青的。贴青联的人家肯定是白事不足三年的。打他小时候起,这些习俗就没改过样儿。
今天晚上,是大年夜。
街实在是很短。他从南走到北,又从北走到南,没有看见一家饭店开门。所有铺面的卷闸门都拉下了脸,如同秋天的扇面,不动声色地裹着一股寒意。
肚子咕噜咕噜地叫着。他真是太饿了。当然,到百货店里买包饼干也不是不能垫垫,关键是,他已经两天没有热热乎乎地吃上一顿面了。天生就是吃面的命。这会儿,要是能吃上一顿面,喝碗清面汤,该有多么好。从昨天开始算,他基本上都是在汽车上过的,下了这辆上那辆,晚上随便找个旅馆,一蒙头就睡,第二天继续上汽车。就是想离家越远越好。一直赶到现在,吃的都是饼干。要是再吃下去,他觉得自己身上都变成饼干肉了。
“请问,哪儿有饭店?”他拦住一个正路过他身边的女人。女人腋下夹着一捆腐竹,匆匆忙忙地向前走着。听见他问,似乎被吓了一跳,随即呵呵笑起来。
“没有了,都关门了。回家过年呢。?她说。
“一家也没有?”
“没有。”
愣着的当儿,女人已经走远了。
他知道自己下错了地方。
雪下得比方才密了。雪珠变成了雪片。然而没有风裹着,她下得似乎还有些犹疑。疏疏的,大大的雪片一点儿也不着急地盘旋着,迟迟缓缓地悬着,然后,低,再低,直到挨着了那些能挨着的物件。渐渐地,在屋顶,在路边,在所有人动不到的地方,涂出了些水粉一般的轮廓。
他从包里取出伞。伞是鲜黄色的,非常好看。这是他们监狱的产品,是他们的日常劳动内容之一——他们的监狱,对外叫做“新新伞厂”。伞面上印着“一路走好”。在他们监狱,每一个刑满释放人员——这两年已经叫“归正人员”——的出监仪式上,“政府”都会赠送给当事人一只礼盒,盒里有一本《公民道德规范》,还有这把特制的伞。
他撑开伞。傻站在这陌生的街上,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滑稽。他重新走了起来。走了一会儿,他看见刚才那个女人又从一个巷口奔出,肩上落着零零星星的雪花。这次她手里拎着两捆粉条。
“那,请问,有没有旅店?”他跟上去,问。女人站住了。大约对他如此迫切地想找一个吃饭睡觉的地方感到好奇,她使劲儿看了他一眼:“没有。”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你在这儿没有亲戚朋友?”女人问他。
“没有。”
“那你来这儿干什么?”
“回家,路过这儿。”
“喔。”女人发出一声短促的感叹,眼神里有了一点儿同情。大年三十还得赶路,是够牺惶的。
“有没有哪一家能让我住一夜的?”他连忙抓住这点儿同情,“请你帮忙介绍一下,价钱好商量。”
“大过年的,”女人皱着眉,“哪家人都多。”
他们说话的时候,有人叫那女人“四嫂”,有人叫她“四婶”,有孩子叫她“四奶奶”,女人都答应着。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和“四”打过招呼之后,干脆就停下来昕着他们说话。
只有一个女人,打着红伞,路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和“四”互相看了看,谁都没说话。女人走了几步,回头又看了看他。他知道女人是在看他,他没有看女人。已经几年没正经接触过女人了,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女人的目光。不过不用看他也知道,女人很年轻。
“四婶,”骑自行车的男人“扑哧”笑了,悄声朝打红伞的女人努努嘴:“小春家不行吗?正缺着呢。”
“要说你去说。我不管这账。”“四”笑着,走了。
“喂,你去吧。刚才她还看你呢。”男人也笑着说。对他。说完就猫着腰,紧蹬着车,蹿进了一条小街。
小春。一个茫然的名字。小春家。一个茫然的地址。缺着?一定是男人。别是个寡妇吧。
他走进“黎民百货”,要了一盒烟。一边抽着,一边继续往前走。
这烟有点儿呛。或许是他几年都没抽过烟的缘故了。他舍不得抽。这四年,家里没给他送什么钱。他的钱,全是自己在监狱里挣的。监狱和保险公司签订了服刑人员短期生活保险业务,只要愿意,每人每月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从劳动报酬中拿出一些钱进行个人投保。监狱还根据每个人的具体表现,以当月的有效考核分为标准,再奖励一定数额。四年里,他每月为自己投保了四十元,出狱的时候,领到了近两千。出狱之后他花掉了一些,现在也还有一千五。
为了这些钱,他在监狱里使出了浑身解数去表现。“政府”安排的事,他一定会做好。“政府”没安排的事,他也见缝插针地去做。最脏的活儿——刷厕所里的尿碱;最累的活儿——给大厨房的瓷砖墙从上到下清除油渍;最巧杂的活儿——拾掇电器,维修线路,烧锅炉;最危险的活儿——站在七楼窗台外擦玻璃,大冬天,木疼的手,紧抠着里墙,不能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