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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这种病，那只有黄油和面包才能治好，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治呢？即使是兽医给饿坏的母牛看病，他手里也得有草料，否则怎么能把它治好呢？我虽然老了，但工作还能对付过去。我还能治病。疖子啦，脓疮啦，都能给开刀，手不会发抖。如果需要的话，我还能拔牙……你要拔吗？”
谢尔皮林笑了笑。父亲在他笑的时候看见他的门牙上装着钢制的齿桥，就问：“在哪儿装的？”
“是在我过去待过的地方装的。”
“现在这种齿桥即使到梁赞去也未必能装得到！牙医师说，他们没有这种材料，一点也没有……”
“几个外孙长得好吗？”
“大的一个不常见，和他娘一起在国营农场做工。快入伍了，已经十七岁啦。几个小的和我们住在一块儿……去年土豆收成很好，除留种外，还有两麻袋。还有一只母山羊，挤的奶足够冲茶吃。我不骗你，我们的生活比许多人家都好。而且，今年学校里也在尽力而为，不管是什么汤吧，但总能给孩子们每人喝上一盆。苏维埃政府对下一代总要比对行将就木的人关心。”
谢尔皮林一时没有听懂，但后来领会了：“他大概是抱怨退休金少。”
于是他问：“你的退休金有多少？”
父亲冷笑一声说：“如果算现金，数目挺大，维持生活足够了。可是照目前的市场价格来算，那就只能买两只多一点面包。等战争结束以后，你的退休金大概总会比我的多。”
“我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先得活到那一天。”
“战争快结束了，你会活到那一天的，”父亲说。“你们将军现在可真多啊！报上登的任何一个通报都会提到十来个将军。这些将军协助另一些将军……谁能想到你也会当上将军呢。军衔以前被认为是沙皇时代的遗物。你也不是一下子就取得军衔的……中间有过波折。”
“对，是有过波折，”谢尔皮林说。
“去年我从报上看到你当上了将军，还得到了勋章之后，一连两个星期，我把这份报纸给每个到我家来的左邻右舍看。我还带了报纸去过区执行委员会。没费任何口舌他们就批给我修屋顶用的铅皮。为什么突然把你抓了起来又突然把你放了出来？”父亲问。
谢尔皮林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中，使他感到奇怪的并不是为什么要把他抓起来，而是为什么要把他放出来。所以他什么也没有回答。
“那地方很远吗？”父亲问。
“差点儿能看到美洲。”
“真是一件花钱的事儿，”父亲说：“光旅费国家得花多少钱。而且还得送回来……”
令人不解的是，他真的想到国家白花了钱呢，还是他惯于说挖苦话。
“你已经当上将军了，你告诉我，”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亲眼见过斯大林同志吗？”
“见过。”
“他长得怎么样？和画像上的一样吗？还是象有些人说的那样，因为生过天化，脸上有麻斑。”
“有一点儿。”
“但他是个聪明人，可以说，比谁都聪明……”父亲说这句话的口气，好象斯大林比谁都聪明这—看法同他从前对斯大林的想法是互相矛盾似的。“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可你为什么要问呢？据我看，这是不可言喻的事。”
说这话的当儿，有人敲了敲门。谢尔皮林已经猜到这是巴兰诺娃，所以一面站起身来去迎她，一面喊：“请进来。”
巴兰诺娃把门敞开，正想说话，看到一个背向她坐着的老头儿，就打住了。她猜想这是谢尔皮林的父亲，本来说他不来了，但现在还是来了。
她立即随机应变，说了完全不是她本来想说的话：
“将军同志，我把路上用的药品给您送来了。我本来想直接放到到吉普车里去，但不知为什么车子不在那儿……”
父亲迅速转过身来，好奇地望着她。但谢尔皮林好象父亲并没有在场一样，对她说：“多谢你送来药品。但我还是想跟你说几句话。”
他拉着巴兰诺娃的手对父亲说：“你坐一会儿，我马上就来。”
他们走出屋子，在林荫道尽头的拐角处停了下来。林荫道很长，一直通向远处黄色的主楼。
“是你父亲？”她问。
他点了点头。
“我可猜着了。为什么不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怕花掉时间。我们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回去以后我再告诉他。他反正要问的。”
“那自然。他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他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谢尔皮林听她说话的语气，感到她不喜欢父亲。接着她又问：“现在你什么时候走呢？”
“等车子回来就走。”
“他来了，你不晚点走？”
“现在已经不能再晚了？”
“给你药盒。”
她一直把药盒挟在腋下，现在交给了他．于是，他的手里拿着药盒，而她的手却空出来了。她拥抱住他，问道：“你现在离开了我，可怎么过日子呢？刚才我只想到自己，现在忽然想到你了。”
谢尔皮林的眼梢瞟见有人在不远处走过。她也觉察到他看见有人走过。
“没关系，”她说。“正象我儿子有一次在信里所说的那样：派得再远不会超过前线，做得再小不会低于排长。最多让人家说几句闲话、或者写信告诉别人，有一个女医生和一个好人搞上了关系。可我乐于承认：不错，是搞上了关系，你愿意承认吗？”
但她止住了他，不让他回答。
“你别说！我这是瞎说。我只是不能想象，离开你日子将怎么过。我现在真想大哭一场。据说，这也是表达自己感情的一种方式。要说的话我们都说过了，我现在没什么话要说的了。”
她的视线突然从他的脸上移开，仿佛想起了什么事。接着，她从手上解下一只男式大手表，递给他说：“给你带在身边。”
他曾听她说过，这只手表是她父亲留给她的纪念品，她已经戴了多年，一直表不离手，正由于这个原因，他不能谢绝。他默默地接过手表，把它戴在手上，同时，把自己的表从手上解下来，拎着皮表带，犹豫不决地递给她。她笑了笑，闭了闭眼睛，表示她正希望他这样做，而且他应当这样做。然后她接过手表，把它放进白色工作服的口袋里。
“再见啦，亲爱的……还要跟你说些什么呢？”
她一连吻了他几下。
“现在我该去查病房了。你进屋去吧。”
“为什么？”
他不想进屋。相反，他希望她沿着这条长长的林荫道向主楼走去，这样他还能久久地目送她。
“你走吧。这一次又不是你送我，是我送你呀。走吧。”
于是，她再一次使劲地吻了他一下，离开他的怀抱，用严厉的口气重复了一遍：“走吧。”
他感到她心里非常难受，就回身走了。他走进房间，没朝父亲望一眼，就走到窗前，注视着她远去的背影，但心里却感到内疚，因为她不许他这样做，而他还是背着她这样做了。
她顺着林荫道走着，已经走得很远了。她在制服外面穿着一件浆过的白色工作服，她经常笑着说，这是她的大礼服。
林荫道很长，所以他目送了她很久。
最后他朝父亲转过身来。
“这是谁？”父亲问。
“给我看病的女医生。”
“就是她不让你回家看我的吗？”
“正是，”谢尔皮林说。“等战争结束以后，我就和她结婚。”
“她同意了？”
“同意了。”
“那自然。”
父亲说这句话时隐约流露出嘲讽的口吻：“她当然会同意，你是一位将军，她怎么会不同意呢？”
“长得很漂亮，”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可是，很遗憾，你差不多是个老头儿了，对你来说，她不是太年轻了吗？”
“没关系，”谢尔皮林充满自信地说，这种自信是她给他的，他因而感激她。
“那自然，”父亲用和刚才不同的另一种语调重复了一遍。现在，他大概不是在想儿子的事，而是在考虑他自己和他的家庭了：“要是结了婚，那将来的一切就全属于她了。”
谢尔皮林感觉到了父亲的这种顾虑——这是父亲同一个爱钱如命的女人长期共同生活的结果，于是他想起了该给父亲的两笔钱：一笔是自己给父亲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