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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不乘吉普车来呢？我是特地派车子来接你的。”
“为什么派人来接我呀！你应该亲自来一趟，我们欢迎你来．你晚上派车子来，一早就要动身，我这么一把年纪受不了。”
“我是想来，但是医生不会放我来的。”
“你是医生不让来，我是潘卡不让走，”父亲说。他这是胆大妄为，背着彼拉盖娜·斯杰潘诺芙娜这样叫她。和他这句话的意思相反。他叫她的小名，是想用以表明他并不怎么怕她，“在临动身的时候，总有这样那样的事情。还有，你的司机正好当着她的面在屋子前让车子陷在烂泥里，差一点翻了车。她看了就为我担心，要我坐火车走，还有……”
父亲还想讲些什么，说明他为什么不马上来。但他改变了主意，没说出口。“多谢你弄到了通行证。莫斯科我们很久没来了，还是在三○年来过一次。”他讲的是自己，但却用了“我们”。“通行证不能搞两张吗？”
“这个我没有想到，”谢尔皮林说。
实际上他是想到的，但他不希望父亲带了后母一起来。
“这么说，你知道我身体还不错，不用老太婆照顾，一个人也来得了，”父亲带着自负的口气说。“潘卡说我成了个干瘪老头儿了，可我还挺结实呐！她倒是老了，已经不如从前啦，这儿痛那儿 的，”他说话的口气使人搞不清楚，他到底是在怜惜她呢，还是在为自己感到高兴，因为尽管她比他年轻，但体弱多病的首先是她，而不是他。
谢尔皮林看着父亲，心里想，父亲在这八年中间（其中三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并不象他所意料的那样老多少。父亲的脸色给人一种结实和健康的感觉，两顿的皮肉并不松弛，还带着老人特有的古铜色的红晕，只是眼圈四周布满皱纹，但两只眼睛仍和从前一样，是细小的、浅蓝色的、敏锐的，不减当年的神采。
父亲的嗓子也象从前一样，是他熟悉的高亢的男高音，不象一般老年人那样带点儿嘶哑。
“你还唱歌吗？”谢尔皮林问。他记得父亲在青年时代以及在进入中年之后，酒后常常用他那粗犷、激越的男高音唱各种各样的歌曲——有古老的村歌，有赞美诗，还有俏皮的士兵歌曲。他常常突然从这一首歌转到另一首歌，以此为莫大的乐趣。
“现在还唱歌呢，”父亲说。
谢尔皮林暗暗责怪自己，心里想：“真是！怎么会想到问这个！”
但是，父亲的话却另有涵义。
“现在，别说酒精，就连变性酒精药房里也很难弄到。给病人看一整天病，只给你这么一小瓶！”
他用两只手指比划着瓶子的大小。
“无论你多么需要，也没有留给自己的份儿了——干事得凭良心哪。伏特加又喝不起。想自己酿点酒吧，又用啥米酿？一张干嗓子还唱什么歌！”
可是，他出其不意地用高亢有力的嗓子准确无误地唱了起来：
祈求万能主，拯救尔黎民，
万物皆主造，愿主赐怜悯。
克敌得胜利，全仗主指引……
他刚开了个头，马上就中断了：“等你们赢得了胜利，我就唱给你们听，在哪儿唱都行——在教堂唱诗班里或者大会上唱都行！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赢得胜利哪？”父亲忽然压低声音问，好象在打听什么秘密，而且谢尔皮林似乎也应该秘密地回答他。
“敌人精疲力竭日，是我高奏凯歌时，”谢尔皮林用从小记得的赞美诗里的一句话来回答。
“最好能在明年开春之前，”父亲说。“否则，又只能靠母牛和娘儿们来耕地啦。”
谢尔皮林想起父亲说过干嗓子唱不出歌的话，于是打开箱子，把那瓶喝过的白兰地取了出来。
“我们是不是喝点酒？”
“有下酒的菜吗？”父亲问。
“没有。到那边去才有。”
“那就到那边去喝吧．”
谢尔皮林把酒瓶放回箱子里，又在桌边坐下。
“我们家里的生活情况，你问过副官了吗？”父亲问。
“他把看到的和听到的都给我讲了。”
“他能听到多少啊！他吃了一顿饭就去睡了，第二天又吃了一顿饭就走啦。你该象我一样，也去听听，咱们家里那些娘儿们哭得可厉害哪……”
于是父亲开始讲述，三个女婿的阵亡通知书是在什么时候，又是如何一张接一张地送到他们家里来的。
第一次接到的并不是阵亡通知书，而是小女儿写来的一封信。她嫁给一个铁路职工，从三九年起就跟他一起住在利沃夫。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她丈夫在把火车从车库里开出来的时候被打死了。她带了几个孩子逃难，在路上从塔尔诺波耳给家里寄来了一张明信片。可是，看样子她没能逃出来，因为从此以后一直就没有再来过信。
“塔尔诺波耳在三月份就已经解放了。”
“我在报上看到过，”父亲说，“可是信还是没有。也许是给赶到德国去了。报上说赶去了一大批人呢！”
他又继续讲下去，语调平静，脸上毫无表情，仿佛他对这一切早已习惯，连想也懒得想了。
嫁给合作社职员的大女儿接到了一份通知书，说她那个做准尉的丈夫失踪了。通知书是战地邮局寄来的，从什么地方寄来的，却没有写明。
“是在俄罗斯的某一个地方，可是俄罗斯大得很哪，”父亲忽然悲痛难忍地说。“通知书正好是在基督受难周的星期六收到的，咱们就流着眼泪，天天盼着，也许，他还能找回来。我们那条街上，是有过这样一个人的。”
嫁给小学校长的第二个女儿，是在去年九月里收到阵亡通知书的。通知书里写得很详细：一级政治指导员是在什么地方阵亡、如何牺牲的，他的墓碑又在哪里。他就被安葬在离科马里契车站十公里的尤里耶夫卡村。
谢尔皮林听到这里就想，如果是在科马里契车站南面十公里，那正是他的集团军原先的防区。那么，他的妹夫过去也可能就在他的集团军里服役。但是，现在去问尤里耶夫卡村究竟是在科马里契车站南面还是北面，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现在提这个问题还有什么用处呢？
他没有问这件事，而是问妹妹是否到墓地去看过。
“看来你对我们的生活情况很不了解，”父亲说。“现在怎么能去呢！”
谢尔皮林没作声。不，对于生活情况，他了解得并不差。他知道，现在还不是扫墓的时候。他也知道自己的儿子葬在什么地方，而且那里还画了一张地形图给他寄来，这张图放在他的文件夹里已经一年多了。可是他没有到墓地去看过，因为分不开身。但是，妇女们有时会做出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因此他就这样问了一句。
“小女儿音信全无，大女儿天天在我们身边唉声叹气，二女儿住在离我们家二十多公里的一个国营农场里，但也经常来哭哭啼啼……”父亲挥了一下手，继续说：“彼拉盖娅为三个女儿大哭大叫。幸好，她空闲的时间并不多。年轻的时候，她上教堂去只是为了讨几只红蛋，和娘今们闲聊一阵。现在她可成了一个虔诚的教徒啦。”
父亲始终没有谈到自己和自己的痛苦。他用忧郁的语调来嘲笑女人的眼泪，却把自己的痛苦隐藏了起来。在他这种嘲笑别人而忘却自己痛苦的态度中，包含着一种骄傲和力量。尽管父子俩过去彼此疏远，但在此时此刻这种骄傲和力量却突然使谢尔皮林的心跟父亲贴近了。
不管过去他和父亲的关系怎么样，但现在对他来说，父亲也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在整个俄罗斯，人们吃尽千辛万苦，过去和现在都终日操劳，耐心地期待着自己的儿子们，一心指望他们早晚结束这一场该死的战争，取得彻底的胜利。
“你自己怎么样？”谢尔皮林问。“阿纳托利对我说，你在战争爆发之后又开始工作了。”
“不是在战争爆发之后马上就工作的。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在考虑：已经七十五岁了，年纪不饶人哪。可是到了冬人，男人人得一个也不剩了，我才打定主意去给人家治病……”
“工作很辛苦吧？
“嘿，难道整天躺在炕上唉声叹气就会轻松些吗？至于工作嘛——人们空着肚子，病自然也会少一些。只有外伤或皮肤病……别的病很少。生疖子的倒不少，都是身体虚弱引起的，”他回忆说。
“如果生这种病，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