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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默默地喝着茶，感到松了一口气，同时又感到疲乏。现在，这次谈话已经过去以后，看来似乎它是不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告终的。但实际上它完全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告终，象所有这一天的谈话一样，只消有一个地方彼此不能理解或不愿理解解，就会发展到以后即使双方共同努力也无法挽回的地步。
“您怎么会突然想到我是贵族出身？”谢尔皮林喝完了茶问。
“您身上有一种无法消除的军人气质，仿佛您从小还另外受过这种教育。”
“‘另外’，”谢尔皮林苦笑了一声。
“您笑什么？”
“我想，我在军队里待了近二十年，除此以外，难道还需要什么别的条件使我更象一个军人吗？自从实行军衔制以来，我有时在谈话中发现有些人对我们那些在沙皇时代当过军官的人过于推崇了。我可不同意。他们也不是完全一样的：良 不齐。别人怎样我不知道，我曾经当过医士，各种各样的情况见得多了……不久以前，我听到一个自作聪明的人谈到我以前所属的那个方面军的司令，说他是一个极有修养的人——这一点我不想争论，——但现在是什么呢？是由于他在沙皇军队里就当过准尉！按照那个人的看法，他后来在我们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了业，还在和平时期当过红军的师长和军长，而在这次战争中，当了集团军司令和方面军司令，指挥过斯大林格勒那样的战役——这一切都不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有修养的人！而他曾经在沙皇军队里当过准尉，这才是了不起的事！如果这话出于一个年轻尉官之口，倒也罢了，可是这却是出了一个中年人之口！”
“顺便说一句，”她笑了起来。她本来不想告诉他，但突然改变了主意。“从今天起我也是个中年人了，整四十岁。”
他瞠目望着她，以为她在说笑话；她的话让人感到太突然了。
“完全是真的。一星期前两个儿子都给我寄来了祝贺信。他们是提早几天写的，怕不能及时送到，现在的邮递情况大家都是知道的。您别站起来去取白兰地，我知道您有，不过今天不想喝。等下一次另外找个机会再喝吧。”
“感谢您在这样的日子叫我来，”谢尔皮林停了半晌说。“我向您祝贺啦。”
她想，他马上要吻她的手了，然而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吻。
“不应该您感谢我，而是应该我感谢您到这里来，”她说。“除了您以外，今天我谁也不想看到，对谁也没有谈起过这件事。当然，我更希望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但这是不可能的，一会儿我就写信告诉他们，我请您来喝茶，吃饼干。”
她打算把关于自己生日的谈话转为轻松的说笑，但结果却相反，谢尔皮林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突然问道：“您准备写信告诉儿子，说我在您这里作客吗？”
她从他睑上的神色看出，他是从和她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的。
“我准备写，”她用和他一样认真的口气回答。“我一贯把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重要事情都写信告诉他们。”
“这对我说来也是重要的，”谢尔皮林说。
“我明白您的意思。”她说。接着，她长时间地沉默不语，仿佛她离开了这个房间，甚至本来就不在这个房间里。
谢尔皮林记起了不久以前进炮兵学校的她的小儿子，就提起今天他和巴久克已经讨论过的实行男女分校制的问题。他问她的看法怎样：从体育训练的角度看，好处大不大。
“从体育训练的角度看，也许是好的，”她说，“但从其他各方面看，我不赞成。”
“为什么？”
“可您赞成吗？”
“我赞成的。”
“那么请您先说：为什么？”
他说，在只有男孩子学习的学校里，更能培养斯巴达式的精神，战争结束以后将会有一代训练有素的军人参加军队。
“您要他们干吗？况且，照您所说，还要训练有素。战争结束以后，您打算重新打仗吗？是为了这个吗？”
“说‘打算’，那是过分了，但应当考虑到这一点，这是我们的天职。”
“好吧，就算我提了一个糊涂的问题，就算您现在已经有责任考虑到这个问题，但这和女孩子有什么关系呢？譬如说，她们在哪一点上妨碍过您呢？”
“从前我读书的时候，可以说，没有女学生。特别是在医士学校里。”
“好，请不要光从字面上理解我的问题。我用另一种方式问您：在您的生活中，有女人在您身边的时候，她们在哪一点上妨碍过您？妨碍您成为一个军人？妨碍您成为一个勇敢的人？妨碍您履行自己的职责？还是现在在战争中她们妨碍着您？难道要把她们单独编一支队伍吗？……不，不，”她看到他微微一笑。“我是完全认真的。您有过妻子，她多年来和您一起分担着您所遭受的一切不幸。难道她什么时候妨碍过您成为现在这样的人吗？还是恰恰相反，倒是起了促进作用。”
“难道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吗？”她这样直率地提到他的亡妻，使他大为震惊。“我说的是学校，是男孩子和女孩子。”
“那么您希望怎么样？让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跨出校门以后，看到姑娘们就面红耳赤、心慌意乱吗？您认为这样就能增加他们的勇气吗？别人的情况我不知道，我的两个儿子是在我这个做妈妈的裙子边长大的，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好的地方，虽然我不懂严格的军事训练，只会对他们说四个字：‘是’、‘非’、‘好’、‘坏’。”
谢尔皮林没有作声，他在默默地思索着。他想到的不是男女分校，不是这个他越来越喜欢的女人的儿子，而是他自己的一生，他自己的儿子；想到他在前线碰到
各样的人的对候，曾经不止一次痛苦地想过：“什么树结什么果”这句俗话有时是多么不符合事实。
“您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争论？”她问。
“我不想争论了。我想到自己在十五岁以前的时候，那时母亲还没有去世，我也象您所说的那样，在她的裙子边绕来绕去。她是个靼鞑人，她脱离家庭，受了洗礼，嫁给了我的父亲。这样，她就和娘家断绝了一切关系，远亲无戚，只有父亲和我两个亲人。我的两个哥哥都夭折了，我是她唯一的儿子，她把一切都寄托在我身上。她对我是多么宠爱啊！有时我想，她生前对我的宠爱，已够我受用一辈子了。”
她从他的话里感到一种痛苦，一种深深地埋藏在内心的柔情，他在自己坎坷的一生中，曾经不止一次地抑制着这种感情，但这种感情始终保存在他的心坎里，成为他早就失去的幸福的童年时代的回声。
“她是怎么死的？”
“被牛撞死的。为了奔过来救我。”即使现在已经事隔多年，一回想起这件事情，他的脸还是抽动了一下。“她临终以前受了一昼夜的折磨，用靼鞑话说着呓语，没有人听得懂，只有我一个人懂。我从她那儿学会了几句靼鞑话，至今还记得。”
“您父亲大概很爱她吧？”她问。这大概是一般女人一定要问的问题。
但谢尔皮林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并不回答。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坐在你面前的这个女人怎么会使你谈了你一生中从未向别人吐露过的这段身世？你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自白呢？在你年已半百的时候，怎么会想到重新向人讲述自己的一生经历？她将怎样看待你的这种经历？她将会有怎样的想法？让她想到你的一生经历，这难道是必要的吗？这和她有什么相干？
他沉默着，一直不开口，内心在进行着斗争。由于这种思想斗争，他脸上流露一种严峻的神情；她一下子就觉察到了。他能严厉地对待自己，现在也正是这样．然而她不了解这一点。她以为，他现在不是在暗暗地责怪自己，而是在责怪她。
“我是顺路搭车，跳上了您的车子的踏板，请您不要见怪。我可以跳下去，……不过我心里不大愿意。”
就在这当儿——不是在她刚才等待着的时刻，而是现在不再等待的时刻——他俯下身去，吻了吻她搁在桌上的双手：吻了一只，又吻第二只。然后，他把身子伸直，向后一仰，靠在椅子上说：
“搭车的不是您，而是我。因此，如果需要把谁谁下踏板的话，恰恰应该把我推下去！”
这话说得非常有力，甚至太有力了，以致再没有其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