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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双沉静的眼睛中流露出来。他没走过去握手，只是点头致意。
毕汉光一脸郑重的神色，黄先生，这位是方又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方兄的收藏专题是香炉，在北京独一份儿——大概在全国也是独一份儿。这可是位专家呀！
这回他听清了，是“黄”先生。
被毕汉光戏称为“学者”“专家”，他脸上有些发烧，正要向黄先生纠正，却被毕汉光截住了。
毕汉光笑嘻嘻地对他说，方兄，别客气。
黄先生已经走到他面前，热情地伸出手，说，能见到收藏界的前辈，这次来北京就不虚此行了。
他握着黄先生的手说，你误会了——汉光在开玩笑。
他们在沙发上落座。
黄先生说，我们家老人传下几件小玩艺儿，以前也没当回事，在箱子里压着。这两年有了几个闲钱，便附庸风雅，也跟着朋友玩儿玩儿古董，才把那几件玩艺儿找出来。不懂，想多请几位朋友给掌掌眼。上个月在哈尔滨，有幸认识了项先生。项先生热心，叫我把东西带到北京来。我只带了座香炉，请您多指教！
方又琨说，家传的东西，能逃过“文化大革命”那一劫，太幸运了！
黄先生说，其实，我爷爷我父亲都任过伪职，不过都是军医，没拿过枪，没打过仗，可那时候那也是“阶级敌人”哪！1966年8月，抄家的红卫兵们都冲进我们家了，眼瞅着大难临头，我妈吓得瘫在椅子上，我们只能任人宰割了。谁也没想到，这时会来一位救星。我有一位没出五服的哥哥，比我大二十岁吧。我那位大妈年轻守寡，又没家产，当年，带着我这位哥哥走投无路。我爷爷念在祖先的情分上，一直接济他们，还让我这位哥哥继续读书。我爷爷对他说，想让你妈过好日子，你就好好念书。你能念到什么程度，我供你到什么程度——全看你自己。可惜，我这位哥哥就爱踢足球，对念书不上心。我大妈锁上门不让他出去，他跳窗户也得去踢球。所以凑合到初中毕业，他就进厂当工人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成了他们厂造反团的头头儿，就在红卫兵们要抄我们家的时候，他带着十几个工人赶到了。他向红卫兵们说，我爷爷反动透顶，案情重大，工人造反团将直接查办，其他组织不得干预。那些红卫兵都是厂里的工人子弟，一听我哥哥的话，立刻作鸟兽散了。就这样，我们躲过了抄家这一劫。
琉璃厂的那位老人曾经告诉方又琨，1966年8月红卫兵大抄家后，北京古玩行的几个“反动学术权威”，分别被派往几个抄家物资仓库，负责挑拣各种文物。老人说，抄家的东西海了！红卫兵押着大卡车一车车地送，也有蹬着平板三轮来的，仓库哪儿装得下！后来就都卸在院子里，堆得像小山头儿。一个点儿上就一两个人，哪儿挑得过来！那些天还总下雨——下大雨，瓢泼似的。我疯了似的在那堆东西上爬上爬下，木器、瓷器、玉器、漆器不怕水，都不管，只挑字画儿。先抢宋朝的，元朝的，明朝的，清朝的，白天黑夜连轴儿转，也抢不过来。那些书画——有的是国家一级文物，“文革”前，倒卖一级文物是要枪毙的——就在院子里被大雨淋着，泡着。至于齐白石的，徐悲鸿的，张大千的，什么什么的——顾不上！任它们在泥水里，在我们脚底下变成一堆堆废纸。好东西糟蹋多了！作孽呀！说到这里，老人连连摇手，没法儿说，没法儿说！
真的没法儿说。他对黄先生说，幸运！真幸运！“好人有好报”，看来这话不假。
毕汉光在写字台前招呼他，方兄，过来看看吧——比你那些香炉如何？
台灯“啪”地亮了，在衬着绿绒布的玻璃板上，一个枣红色的香炉，像一个紫红色的光团凝固在那里。他大步跨过去，将香炉抓到手中。
毕汉光提醒他，小心！
香炉很沉重，不大，近似成人的拳头。炉身紫中透红，没有纹饰，特别之处是出奇的光润。
那光是从炉体深处透出的，油润润的，暗淡淡的，轻柔柔的，而且是实实在在的，仿佛可以将手指伸进炉壁去触摸一下。这种感觉使他一下子想起奶奶的那座香炉——虽然一个是青绿色，一个是枣红色，但那光的质感是一样的。他知道，只有好铜经过多次冶炼，并按严格的比例掺入金银等多种矿物，才能有这样的奇光。
他将香炉翻过来，三只钝锥形实足，足尖上露出铜质的部位，非常细密——是质地最好的铜。炉底錾出的长方形落款处，款识为“大明宣德五年监督工部官臣吴邦佐造”，楷书，异常工整，字周围有似未錾净的一颗颗芝麻粒，俗称“麻地儿”，粒粒圆润，饱满，也熠熠生辉。
可以肯定，这是一件诞生于数百年前的艺术精品。它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珍爱、把玩、收藏，逃过了战火，逃过了天灾人祸，最奇异的是竟逃过了“文化大革命”，真是奇迹！此刻，他捧在手上，心里充满感动。用句老话，他积了什么德，才有这样的眼福呀！
毕汉光见他那副痴迷的神情，更加高兴，说，怎么样？香炉专家，开眼吧？
他说，大开眼界，大开眼界！谢谢黄先生。现在能见到这样的香炉，真是大饱眼福！
黄先生早已站在他身边，一直观察着他脸上神情的变化。黄先生不知毕汉光是和他调笑，真的把他当作香炉专家了。
黄先生问，我们东北的几个朋友都说这是宣德炉，您看呢？
他想了想，说，我看，这确实是明朝宣德年间的东西。不会错。非常稀罕。现在能见到它的人，就算有眼福了——珍贵得很！
那位黄先生并非像他自己谦称的“附庸风雅”，立即听出他话中有所保留，追问道，方先生，这是宣德炉吗？
他知道，这个圈子里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潜规则，比如，给人留面子，别扫人家的兴，就是其一。
前几年他和毕汉光刚玩儿古玩的时候，他花一千多元买过一个西晋的青瓷四耳罐，摊主还说是把他当作同乡才卖给他的，否则低于三千不卖。
过了几天，毕汉光一位多年搞收藏的朋友去毕汉光家，毕汉光打电话让他把罐子拿过去，请这位朋友掌掌眼。
那位朋友只看一眼，说了声不错，便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后来毕汉光愤愤地告诉他，妈的，咱们上当了！那是新活。
他问，当时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毕汉光说，人家看你头发都白了，给你留面子。
他奇怪，面子就这么重要？
当然重要！毕汉光说，西城有位尤老先生，在北京收藏界大大有名。前几年他从一个外地人手里收了一个明朝的青花缠枝莲梅瓶，八万！他以为捡了个“漏儿”，可几个朋友看了，都说是新活。后来他也知道自己走眼了，可还是铁嘴钢牙，没错儿！明的。八万块钱不重要，得保住面子！
现在，他也遇上了这样的窘境。他沉吟着，不说话。
项紫星走过来，说，方兄，我跟黄先生认识不久，却一见如故。要不，我也不揽这事。宣德炉，鼎鼎大名，可谁都没见过。您有话，就直说。您要是把这炉毙了，我担保，黄先生绝不会心脏病发作。您说了，我们也长长见识。
他对项紫星是颇有好感的。许多搞收藏的人，对自己的珍品都深藏不露，有交情也不行。他跟项紫星素不相识，只因为毕汉光这层关系，人家就把好东西让他尽情地欣赏揣摩，在收藏这个圈子里，这样的人太难得了，是可以当作朋友交往的。
毕汉光也说，这儿没外人，说错了也不寒碜。
他只能说了。
他对黄先生说，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
黄先生说，您别客气。
他说，这座炉，是宣德年间制的，没错儿——材料、器型都对。只是，它不是宣德炉，而是仿宣。你别急。这只香炉的整体形态，与宣德炉几乎完全一样，是十分珍贵的——不仅是现在，几百年前，就难得一见。这确实是好东西！
黄先生问，都是宣德年间制的，怎么它就是仿宣呢？
他说，宣德炉是由官方铸造的，只铸过一批——五千座左右。那是在宣德三年，以后再也不曾铸过。这座炉的年款是宣德五年，晚两年，当然是仿制了。
他告诉他们，吴邦佐就是宣德三年监造香炉的工部官员，宣德炉停铸后，他利用原来的窑址，招募了原来的工匠，使用原来的材料和工艺，又铸了一些香炉，水平极高，又传世甚少，所以也异常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