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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秋天，卖了粮，卖了草，你最害怕的，就是钱刚揣进腰包，或者刚刚卷到手绢包里压到柜底，门外就有收税的跟进来，就有收电费水费的跟进来。这时节，听到自家的门栓声，你不由得一身冷汗，转身一看，一个戴大盖帽的瘦家伙已经站在堂屋里了。那是镇上下来的税收专管员，穿一身制服。虽是走门串户，看各种脸色，表情却不卑不亢，很是威风。他的威风，不同于村长的威风，村长的威风，有虚张声势之感，毕竟是大家选的他，大家是他的水，水能载舟，水也能覆舟。税管员的威风，却是实在的，他们肩上扛着两顶徽章，他们是国家里边的人，是挣工资的公家人。所以，不管你怎么不愿意，一看到他们威风凛凛的样子，没有不痛痛快快往外掏钱的。有些女人，掏得也不那么痛快，总跟人絮叨一些自个的不易，其实知情人，一眼就看出，不过是想多看一会儿大盖帽子的威风而已，因为她们眼睛盯着人家都有些痴了。
要是后边跟进个收水利费和电费的，腰包掏得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那收水利费的电费的，都是村民组长。他一春一夏耀武扬威的，气死人了，气时，恨不能上前捅他一刀，终于跨进家门，又是来掏大家腰包，能饶了他不成？！再说，那钱在手头还没握热，被公家人收了，没办法，凭什么被你个黄脸巴叽的刀削脸收去？
常常是不等他在屋里站稳，爹娘祖宗的侮骂声就穿堂而过，当然也是有笑声陪着，见好就收的，因为弄不好，他一火了，要烧草垛。
若是冬天，一年的忙碌到了头，外面的民工回家来，团圆日光照在门楣上，年一日日的近在眼前，高跷队立即上跷，秧歌队立即甩起红绸子，村部热闹起来，上塘也热闹起来。村部热闹，是锣鼓响起，喇叭响起，上塘热闹，则是那些没有上高跷的没有扭秧歌的在家起哄。都是人，都有两条腿两条胳膊，凭什么你能上跷我就不能上跷？凭什么你能扭秧歌我不能扭秧歌？
上塘的文艺队，七十年代就有，那时一直是集体在搞。到了八十年代，包产到户，集体解散，文艺队也解散。谁知多年之后，一些爱好者耐不住寂寞，自发地聚在一起搞。自发就是自发，爱张罗你就张罗去嘛，村上偏偏出台政策，练一天给十块钱。正月里，演一场二十块钱。结果，想参加的人涌了堆，年年都出麻烦。一些人扭扭扎扎莺歌燕舞之日，就是另一些人义愤填膺唾味翻飞之时。
所以，在上塘，最重要的心脏，还是白天的心脏，还在歇马山庄村部。
所以，年头月尽，上塘的屯街上，谁家响起尖锐的猪叫声，用不多久，你就会看到谁家门口有村长的身影在晃动。是村长，而不是其他村干部，是说村长家住在上塘，近水楼台。
村长这时候出现，既不是收什么，也不是分什么，是专程上杀猪人家吃猪肉的。他这时候出现，其实经过了杀猪人家的再三邀请，杀猪人家在头天晚上，就把请村长时要说的话想好了，无非是老哥，忙了一年，到兄弟家坐坐吧。那话说得要多轻松有多轻松，看不出任何功利色彩。其实内心里，深藏着巨大的功利。
上塘人不知道什么是政治，这一点政治还是懂的，毕竟，村长通着政策。有的政策，是上边订的，有的政策，就是村里自己订的，村长歪曲一下政策，对他们还是十分重要的，即使村长不歪曲，给一个笑脸，也是舒服的。
事实上除了他们的亲信，他们是很少歪曲政策的，也很少给笑脸的。
可是人就是这么个贱东西，你家请客，没有村长，总不是那么回事，你家猪肉，若是二姓旁人来吃了，比如街上一个要饭的来吃了，你会心疼，村长吃了，你不但不心疼，还高兴。你本来在内心里，是恨他的，一年里无时无刻不在想，到时杀猪绝不请他，可是一到正经时候，你又由不得，自己先软了，五体投地地敬他。这种感情，也是葫芦里的茄子，河塘里的乱麻，怎么说也是说不清楚的。
再说这当村长的，被家家户户请着，从不拒绝。本是上人家吃猪肉，可从不见他有吃了人家嘴软的表情。依然是威严的，理直气壮的样子。并且此时的威严，是真正的威严，不像站在车甲板上分化肥时，还有点虚张声势的意思。因为这时候，他看到一种现实，水能覆舟，但水确实没想覆他，而是想载他的。水想载他，他为什么不可以在水面上抖抖威风呢。
但是，不管他怎样端着架子，上塘人一端上热腾腾的猪肉、火辣辣的酒，无不掏出心底的热情。就说王三儿的父亲王德生，生性倔犟，谁当头儿他就跟谁别扭，上塘人的说法，叫“抗上”。素常日子，在大街上见到村长，绝不说话，仿佛有着深仇大恨，到了杀猪这一天，却不一样了，酒过三巡，不但要说话，还要故意坐在村长身边，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村长，嘴里的酒气恨不能喷到对方脸上，那样子好像稀罕得不得了，嘴里千篇一律重复着五个字：“妈了个巴子！”“妈了个巴子！”虽然就五个字，其中的意思可就相当多了。既像是说，妈的，老子怎么就非得请你吃肉，又像是说，妈的，弄归齐，还是老子巴结你。但不管是什么意思，这一回，村长是坚决不说话的，好像就是要把一年当中失掉的捞回来。
其实捞没捞回来，也没人知道，反正王德生的热情，连傻乎乎的王三都看不惯了，出去说，俺爸前世叫猪迷住了，一吃猪肉就浑身发贱。
叫猪迷住，这是傻瓜的想法，可是为什么一杀了猪人就忘了自己是谁，就热情得没边没沿儿，没人知道。
３
实际上，上塘年终杀猪请客，每家必请的，还有一个人。那个和村长一样待遇的人，虽不是干部，在上塘的威信，却一点不比村干部差。他就是那个当了记者，把爷爷奶奶从上塘搬走又搬回的大学生的舅舅鞠文采。
这个鞠文采，脑瓜聪明，记忆力好，什么样的难题都难不倒他，那难题，不一定是数学，也可以是地理历史，你卖了一千五百八十三斤粮，一斤三毛钱，问他总共多少钱，不到一分钟，他就分毫不差地给你算出来，你亲戚城里的孩子到国外读书，不知道是哪个国家，只知道有比萨斜塔，他张口就说，那是意大利。电视正演宰相刘罗锅，你问，刘罗锅是什么年代，他想都不用想，清朝乾隆年间。
上塘人都说鞠文采的聪明是像了他的父亲，其实他父亲的聪明是小聪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聪明。他的父亲是镇粮库晒粮工人，三十几岁时，和粮库里一个女工好上了，两人在粮仓里云雨，突然来了质量检查员，穿衣已来不及，就把女工埋进稻子里，要埋自己时，质检员已经进来。
质检员见他赤身裸体的，吓了一跳，问：“这是怎么了？”
他随口说：“捉耗子。”
问：“怎么光着身子捉？”
他说：“你不光身子耗子不出来，你和它一个颜色，它就不怕你。”
正说着，就把手抠进稻子里，抓起女工一个手指，朝质检员抖着，说：“你看，我都抓着一个了。”
那女工被他抓住了手，惊吓得一不小心出了声，耗子叫一样，质检员对耗子有生理反感，见真是捉了耗子，转身就走。两人于是真就像猫捉耗子一样，一个扑到另一个身上。其实是吓的。
这件事他们自己不说，是没人知道的，谁知那件事不久，来了文化大革命，让每个人都坦白自己，人在粮库，最重要的坦白是坦白你有没有偷国家粮食。人在粮库，极少有人不偷国家粮食。为了强调自己没有，鞠文采父亲把这件事说了出来，这一下，聪明反被聪明误，等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偷国家粮食的人，因为人多势众，全部平安无事，只有他和那女工，被戴上纸帽子全街游斗。
可是，事过多年，上塘人讲起这个故事，谁砸谁的脚，似乎已经模糊了，清晰的只是这个人的聪明机智，居然会把女工的手指当成耗子。
说起来，鞠文采的聪明机智确实是像了父亲的，不但形式上像，内容也像，他也是因为机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