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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新之（下称“陆”）：有人说，在中国做事，要有适应中国的做法，郎咸平的观点可能很对，但是方式太过张扬了，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果去年，或者以后，你改变一下表达方式，更加温和一些，锋芒不要那么锐利，会不会对弘扬你的学术观点更加有益？
郎咸平（下称“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中国现在只能包容那些为了功名利禄而去适应或巴结这个制度的人，那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我认为我对这个国家最大的贡献就是我二十多年的学术积累，这个前提是不容妥协的。而且知识分子的气节就要表现在这里，我相信这也是百姓对我的期望。我如果谈论什么话题不能够纯粹的从经济理论角度出发，而夹杂着太多为自己好的私心，我相信我迟早会被这个社会所淘汰的。如果仅仅是因为我的表达方式不是中国传统的方式而遭到挫折，我将无所畏惧，因为我早已经有了林觉民的心理素质。
陆：你现在的学术研究水平很高，人所共知，你觉得自己未来在学术的那些领域还能有更深的造诣？案例研究方面，有没有到一定程度就停止的可能？你估计自己在学术上面的成就，还能够去到那个程度？是否能够成为世界最顶尖的财务学或者金融学家？
郎：金融学家的学术研究是非常专业，而且技术性也很强的。我曾经花了二十几年的努力才有了我目前的国际学术地位，因此我不会放弃的，而且会继续努力。但是我对这个社会的贡献不仅仅是这些金融学常识，例如我最近常常谈的〃新法治主义〃就和金融学无关，而这是我几十年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学术积累所得出的结论，我未来在这方面仍然会继续努力钻研。事实上，真正对这个社会有影响的还是理念性的大问题，例如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就是一个代表。但是它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正是目前中国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所戮力奉行的圭臬。事实上国内专家对于他的理念是理解不够的。他这个主义的前提是这个国家的法治化建设已经完成，因此推行新自由主义才可行。如果没有先行推行法治化的建设，新自由主义将给这个国家带来如同菲律宾，拉美和苏联的改革困境。针对他这个理论的缺失，我提出了〃新法治主义〃的思维，希望能成为主导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思维。只有完成了法治建设之后，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才能推行。因此我不希望我被简单的定义为金融学家，我想我应该被定义为经济思想家比较符合我的理念。我未来的努力目标是成为世界最顶尖的经济思想家，我还不想只是顶尖的金融学家而已，那目标太低了，虽然目前我在金融学界已有了这个光环。
陆：教学生涯目前能够给你相当好的回报，所以你能够采取独立研究的方式坚持。有没有设想过，如果有一天，可能教学的回报减少了，不一定你能够获得现在数额的收入，那时候，你会不会略为妥协？或者说，你像90年代一样，虽然收入不多，但是仍然能够安于独立研究？
郎：由于整个社会对我有着特殊的期望，因此我一定会坚持保有我的独立和中立性，这点我可以向关心我的读者做出保证。如果真的像你不幸言中收入大减的话，我也希望关心我的读者赏我一口饭吃，（大笑）究竟我是上有高堂老母，下有妻儿嗷嗷待哺。但是我多年积累的独立和中立性是不可能改变的。我发现我们这个社会，尤其整个产权改革大讨论，从开始到现在，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我们这个民族基本是追求卓越的民族，它追求绝对的公正，绝对的反腐败，绝对的卓越，这是我最大的感触，最大的支持。〃
陆：有人说你一直向公众说话，向广大社会呼吁支持，是要挟民意，是对经济学界的颠覆和破坏。你能告诉大家你不断公开发言的目的是什么嘛？
郎：我不会轻慢任何人。你其实应该了解，我始终对争论的对手给予尊重，对他们提出的理念，我没有看不起，你看我，从来没有反唇相讥，纠缠语气和情绪。但我必须把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用我认为适当的方法，阐述给社会大众听。告诉他们，甚么才是正确的治国理念。我从来不需要强迫他们接受我的观点，因为谁对谁错，社会大众会作判断。我的目的不是讨好任何人，我学公司治理，我作为专业学者，一生所戮力追求的就是这一点，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中小股民利益，因此我从2001年到大陆发言来，你那时候就认识我，你看到的我研究的结论，和今天你看我研究的结论，都是非常一致的，绝对没有东摇西摆的。
陆：在你的观点之中，最被反对的是你认为国企优于民企，觉得你开历史的倒车，维护国企代表的垄断和非市场的权益。
郎：我讲得很清楚，我是不赞成国有企业民营化的，不赞成把老百姓的资产转到私人手中，这是我几年来一直反对的，还有所谓让管理者占便宜的MBO。至于认为我更欣赏国有企业而非民营企业的说法，那是这么说的人要么没有看我的论述，要么就在偷换概念，我从来没有讲过国有企业是好的，民营企业是差的。问题是在中国现阶段要维持社会稳定，资产不能转移到私人资本家手中。我相信国有企业改换思维，用我这套方法，一定不比民营企业差。
陆：你对于民营企业家有严厉批评，会不会担心，他们日后会避开你或者抵制你。大争论以来，你觉得，找你的民企或者国企管理人，是比以前多了还是少了？你对这些评价怎么看？
郎：你这个想法错了。确实有小部分民营企业家讨厌我，但是绝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家是尊敬我的学术思想的，而这也是为何我上课时，最喜欢来听我课的绝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家，因为我的观点对他们有用。如果民营企业家想听巴结的话的话，那多的是经济学家会这么干，但是我对民营企业家无缘无仇，我没有打击他们的意思，他们愿意听我的批评的主要原因是我的批评都是有根有据的。如果德隆早听我的话，而不要到处打击我，他们今天会落得如此下场吗？重要的是我用我的数据，在保护国家财产，保护全民利益的前提下，我发言了，至于得到什么结果，那是我不能知道的，也不能操控的，我更不期望媒体给我什么好的坏的评价。
陆：除了华尔街日报之外，还有那些海外的媒体或者同行知道你引发的这次大争论，他们报道之中对你的态度如何？
郎：最近有非常多的国外媒体要求采访，包括北美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南华早报，金融时报等等。他们毫无例外的都是对我的反产权改革的观点高度的重视。我的回答和我在国内的演讲发言大同小异，没有什么新的观点。
陆：也就是说，这场讨论一直延续到2005年的现在，你会对你的观点进行补充或者修改吗？您从这场大争论中获得了什么？
郎：我从来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我是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才讲出来的这一番话，是深思熟虑的，并不是拍脑袋出来的。怎么会改变呢？当然，这个期间我受到很多启发，例如是网友的发言，现在我的表达方式也会有调整，但当然不是根本信念和研究成果的调整，我这么多年积累的学术观点是不会有什么改变的。
陆：你现在主力研究中国企业案例和经济现象，那么还有没有其他论文在写作，保持每年在国际学术期刊上面发表的趋势呢？
郎：有的，今年春季马上会有一篇，正式发布后可以提供给你。我虽然研究中国，但是其他大样本范围的论文是从来没有停止研究的。
陆：有人说你不断发起批评，是背后有想法的。那么教授你有没有想过，自己除了学者身份，还想去做其他的社会角色，例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证监会的官员？
郎：坦白讲，我并不想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证监会官员的位置。我这样讲绝对不是矫情，这样的位置当然重要，但是有更多比我更适合的人去做这些位置。因为我清楚的知道我对这个社会的真正贡献在于提供一些利国利民的新思维，而我人生的理念也是希望能透过我几十年的学术积累能够在中国法制化的富国强民的理念下贡献一己心力。而且人生苦短，我不愿意浪费时间做一些不适合我的位置。我只想专心的做我真正想做的事。如果能让我发挥我真正的特长，我当然乐观其成，但你提的这些位置都不是我想做的，而且我目前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看看命运的带领吧。
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