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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理论的接受情况（出于个人健康和家庭职责等方面的原因，达尔文从不参加这类会议）。达尔文给福塞特回了信，对事实和理论之间的固有关系作了解释：30多年前，很多人还认为地质学家只需观测无需理论。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有人这么说：真要这样的话，去碎石坑里数数卵石、辨辨颜色，就算是在搞地质了。真奇怪，难道人们就看不出来吗——所有的观测结果只有在支持或反对某种观点时才有意义啊！在为《科学美国人》杂志撰写的第一篇月度专栏里，我把上述引文作为文章的核心，并由此在文章最后一段里提炼出一条“达尔文格言”：所有的观测结果只有在支持或反对某种观点时才有意义。
达尔文格言道出了本书的科学哲学观：要想让观察结果发挥作用，必须把它们用来检测某种观点——论文、模型、假说、理论，或者范例。由于事实自己不会说话，必须通过某种观念来对其加以阐释；感知需要概念。科学是数据与理论（感知与概念）的完美结合，而数据与理论共同构成了科学的基石，它们是理解世界如何运转的最有效工具。我们不能把理论与概念从数据与感知中分离出来，正如我们在人与世界之间，永远也找不到一个真正客观的阿基米德支点。
讽刺的是，我在本书里要反对的观点之一便是：认为在社会科学，尤其是在对人类社会和经济行为的研究当中，达尔文及其进化论站不住脚。尽管科学家们早就一致反对在公立学校的生物课上教授创世说和神创论，并对科学教育的混乱现状、达尔文进化论的乏人接受（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人认为人是进化而来的）大感不满，可对于尝试把进化论认识应用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上，大多数科学家（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仍存在强烈的抵触情绪。这种抵触情绪的最初起因（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是把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尤其是极端的遗传学观点（正是这些观点，导致了美国对智障患者施以绝育手术，亦导致了纳粹倡导的所谓优生计划，进而展开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等同起来。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科学家们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向，竭力反对一切用进化论研究人类行为的尝试，把目光局限在社会文化方面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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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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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对的第二个观点，是“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理论，它认为“经济人”有着极大的理性和自由的意志，一味追求私利，故此，我们所做的决策和选择，都是自私自利的，是为了最大化自我利益，都是追求效率的。当我们把进化认识和当代心理学理论及技术应用到人类市场行为的研究上，我们发现，经济人理论（也即传统经济学的基础）频频出错，极度缺乏说明力。事实上，我们是很不理性的生物，我们不光受当代文明发展出来的逻辑和有意识的理性所驱动，还要受到数十万年进化而来的深沉的潜意识情绪所驱动（甚至可以说，后者对我们的驱动性更强）。
我要反对的第三个观点，最初由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于1849年提出，说经济学是“沉闷的科学”。在其后一个半世纪里，大多数人都这么看待经济学，认为这是一个充斥着数学模型和金融分析的领域，认为它的理论陈述总是把人看成理性计算、最大限度追求自我利益的机器。事实上，倘若我们把上述三个观点合在一起检验，我们会发现，经济学和沉闷丝毫不搭边。首先，自亚当？斯密于1776年以《国富论》一书首创此门学科之后，它经历了无数次跌宕起伏的革命。丰富的跨学科混合体正从一门古老的学科中衍生出来，比如演化经济学、复杂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神经经济学，以及我所称的“美德经济学”（virtue economics）。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不管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一直都对自身的财务问题充满了深切、热情的关注。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经济学从来不沉闷。倘若把几个自由主义者和几个保守派放在一间屋子，并请他们冷静地讨论全民医疗保险、社会服务私有化、外来劳工的成本效益，或是单一税对累进税的优缺点等经济问题，过不了多久，谈话的论调就会热火朝天起来——说它是什么都好，总之跟沉闷不搭调。
第一部分 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
第1章 经济学遭遇“进化论”
在巴西和委内瑞拉边境的奥利诺科河边，居住着以捕猎和采集为生的雅诺马马人，他们的人均年收入估计不到100美元。如果你走进雅诺马马人的村子，数一数村里的石头工具、篮子、箭头、箭杆、弓、棉纱、棉线、藤吊床、陶罐、医用药品、宠物、食品、衣物，凡此种种，你大概能数出300件来。这就是一万年前，地球上每一个村落大致拥有的物质财富。如果说人类这一物种出现已经将近10万年，那么，我们90％的历史都处于这种相对简单的经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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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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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和新泽西交界的哈德逊河边，住着以消费和贸易为生的曼哈顿人，他们的人均年收入估计在40 000美元上下。如果你走进曼哈顿人的村子，数一数零售店、餐馆、工厂直销店、超市里的所有不同产品，大概会得出一个接近100亿的数字来。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比较，最初是由经济学家埃里克？贝哈克（Eric Beinhocker）在《财富的起源》（The Origin of Wealth）一书中所做的。过去一万年发生了一些事，令以捕猎采集为生的原始人年均收入翻了400倍。
收入的跃进已经够不寻常了，但较之两种社会里产品数量的庞大差距，它又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在现代经济学中，产品数是用“库存单位”（Stock Keeping Units，简称SKU）来计算的，指的是一家商店各类现存货品的数量。举例来说，据估计，每天都有700种新产品推出市场，一年则有25万件。2005年，市场上推出了26 893种新食品和家居用品，包括187种新早餐麦片、303种新女士香水、115种新除臭剂。雅诺马马人的库存单位是300，曼哈顿人是100亿，后者是前者的3 300万倍。
400倍的收入差距，3 300万倍的产品数量差距，实在非笔墨所能形容。面对这一令人错愕的不平等状况，我们只能用类比法来思考。先来看看收入差距：曼哈顿岛东西相距3。7公里，这段距离，你边逛商店边看大楼，不到一个小时就能轻松走完。把这个数字乘以400，得到1 480公里，只比纽约到亚特兰大的距离稍短，如果你保持合适的步速，不休不眠地一直走，要用261个小时（10。9天）才能走完。库存单位的差距就更夸张了。曼哈顿南北长21。5公里，乘以3 300万，得到709 500 000公里，约等于地球和土星都在太阳同侧轨道时的距离。你用一天时间可以把曼哈顿南北走穿，可即便以每小时51 000公里的航行速度，旅行者1号太空飞船（Voyager I）也用了整整1年半时间才飞到土星。
较之于人类两足着地、出现大脑、形成意识的进化，较之于火、印刷术、互联网的发明，较之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数字革命的次第发生，经济上跃进的幅度是最大的。而且这一跃进，并不是一个匀速渐进的过程。据估计，一直到公元前1000年——青铜时代末期大卫王的时候——我们的人均年收入才从100美元增至150美元，到1750年工业革命开始，尚未超过200美元。换句话说，人均年收入从100美元增长到150美元，用了整整97 000万年；从150美元增长到200美元，又用了2 750年；最后，从200美元升到6 600美元（如今的世界人均年收入），只用了250年。而且，正如我们所知，对最富裕国家的最富裕人口来说，这一飞跃速度还要快得多。如果我们把10万年的历史压缩成短短一年，那么，最近相对繁荣的250年，只相当于不到一天的时间。又或者，我们把10万年浓缩成24小时，那么，我们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新纪元，只相当于短短3。6分钟。换言之，我们生活并习以为常、觉得理所当然的时代，实际上只占了了人类历史的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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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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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怎样实现这一伟大的经济跃进的呢？为什么能实现呢？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