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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十月，省臣奏：“向以物重钱轻，犯赃者计钱论罪则太重，于是以银为则，每两为钱二贯，有犯通宝之赃者直以通宝论，如因军兴调发，受通宝及三十贯者，已得死刑，准以金银价，才为钱四百有奇，则当杖。轻重之间悬绝如此。”遂命准犯时银价论罪。四年三月，参知政事李复亨言：“近制，犯通宝之赃者并以物价折银定罪，每两为钱二贯，而法当赎铜者，止纳通宝见钱，亦乞令依上输银，既足以惩恶，又有补於官。”诏省臣议，遂命犯公错过误者止征通宝见钱，赃污故犯者输银。
十二月，镇南军节度使温迪罕思敬上书言：“钱之为泉也，贵流通而不可塞，积于官而不散则病民，散于民而不敛则阙用，必多寡轻重与物相权而后可。大定之世，民间钱多而钞少，故贵而易行。军兴以来，在官殊少，民亦无几，军旅调度悉仰于钞，日之所出动以万计，至于填委市肆，能无轻乎？不若驰限钱之禁 ，许民自采铜铸钱，而官制模范，薄恶不如法者令民不得用，则钱必日多，钞可少出，少出则贵而易行矣。今日出益众，民日益轻，有司欲重之而不得其法，至乃计官吏之俸、验百姓之物力以敛之，而卒不能增重，曾不知钱少之弊也。臣谓宜令民铸钱，而当敛钞者亦听输银，民因以银铸钱为数等，文曰“兴定元宝”，定直以备军赏，亦救弊之一法也。”朝廷不从。
五年闰十二月，宰臣奏：“向者宝券既弊，乃造‘贞祐通宝’以救之，迄今五年，其弊又复如宝券之末。初，通宝四贯为银一两，今八百余贯矣。宜复更造‘兴定宝泉’，子母相权，与通宝兼行，每贯当通宝四百贯，以二贯为银一两，随处置库，许人以通宝易之。县官能使民流通者，进官一阶、升职一等，其或姑息以致壅滞，则亦追降的决为差。州府官以所属司县定罪赏，命监察御史及诸路行部官察之，定挠法失纠举法，失举则御史降决，行部官降罚，集众妄议难行者徒二年，告捕者赏钱三百贯。”元光元年二月，始诏行之。二年五月，更造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乃定法，银一两不得过宝泉三百贯，凡物可直银三两以下者不许用银，以上者三分为率，一分用银，二分用宝泉及珍货、重宝。京师及州郡置平准务，以宝泉银相易，其私易及违法而能告者罪赏有差。是令既下，市肆昼闭，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银及银宝泉私相易之法。然上有限用之名，而下无从令之实，有司虽知，莫能制矣。义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天兴二年十月印“天兴宝会”于蔡州，自一钱至四钱四等，同见银流转，不数月国亡。
脱脱》金史》志第三十
志第三十
食货四
○盐
金制，榷货之目有十，曰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而盐为称首。贞元初，蔡松年为户部尚书，始复钞引法，设官置库以造钞、引。钞，合盐司簿之符。引，会司县批缴之数。七年一厘革之。初，辽、金故地滨海多产盐，上京、东北二路食肇州盐，速频路食海盐，临潢之北有大盐泺，乌古里石垒部有盐池，皆足以食境内之民，尝征其税。及得中土，盐场倍之，故设官立法加详焉。然而增减不一，废置无恆，亦随时救弊而已。益都、滨州旧置两盐司，大定十三年四月，并为山东盐司。二十一年沧州及山东各务增羡，冒禁鬻盐，朝论虑其久或隳法，遂并为海丰盐使司。十一月，又并辽东等路诸盐场，为两盐司。大定二十五年，更狗泺为西京盐司。是后惟置山东、沧、宝坻、莒、解、北京、西京七盐司。
山东、沧、宝坻斤三百为袋，袋二十有五为大套，钞 、引、公据三者俱备然后听鬻。小套袋十，或五、或一，每套钞一，引如袋之数。宝坻零盐较其斤数，或六之三，或六之一，又为小钞引给之，以便其鬻。解盐斤二百有五十为一席，席五为套，钞引则与陕西转运司同鬻，其输粟於陕西军营者，许以公牒易钞引。西京等场盐以石计，大套之石五，小套之石三。北京大套之石四，小套之石一。辽东大套之石十，皆套一钞，石一引。零盐积十石，亦一钞而十引。
其行盐之界，各视其地宜。山东、沧州之场九，行山东、河北、大名、河南、南京、归德诸府路，及许、亳、陈、蔡、颍、宿、泗、曹、睢、钧、单、寿诸州。莒之场十二，涛洛场行莒州，临洪场行赣榆县，独木场行海州司候司、朐山、东海县，板浦场行涟水、沐阳县，信阳场行密州，之五场又与大盐场通行沂、邳、徐、宿、泗、滕六州。西由场行莱州录事司及招远县，衡村场行既墨、莱阳县，之二场钞引及半袋小钞引，听本州县鬻之。宁海州五场皆鬻零盐，不用引目。黄县场行黄县，巨风场行登州司候司、蓬莱县，福山场行福山县，是三场又通行旁县栖霞。宁海州场行司候司、牟平县，文登场行文登县。宝坻盐行中都路，平州副使于马城县置局贮钱。解盐行河东南北路，陕西东、及南京河南府、陕、郑、唐、邓、嵩、汝诸州。西京、辽东盐各行其地。北京宗、锦之末盐，行本路及临潢府、肇州、泰州之境，与接壤者亦预焉。
世宗大定三年二月，定军私煮盐及盗官盐之法，命猛安谋克巡捕。三年十一月，诏以银牌给益都、滨、沧盐使司。十一年正月，用西京盐判宋俣言，更定狗泺盐场作六品使司，以俣为使，顺圣县令白仲通为副，以是岁入钱为定额。四月，以乌古里石垒民饥，罢其盐池税。十二年十月，诏西北路招讨司猛安所辖贫及富人奴婢，皆给食盐。宰臣言：“去盐泺远者，所得不偿道里之费。”遂命计口给直，富家奴婢二十口止。
十三年二月，并榷永盐为宝坻使司，罢平、滦盐钱。沧州旧废海阜盐场，三月，州人李格请复置，诏遣使相视。有司谓：“是场兴则损沧盐之课，且食盐户仍旧，而盐货岁增，必徒多积而不能售。”遂寝其议。三月，大盐泺设盐税官。复免乌古里石垒部盐池之税。二十一年八月，参知政事梁肃言：“宝坻及傍县多阙食，可减盐价增粟价，而以粟易盐。”上命宰臣议，皆谓：“盐非多食之物，若减价易粟，恐久而不售，以至亏课。今岁粮以七十余万石至通州，比又以恩、献等六州粟百余万石继至，足以赈之，不烦易也。”遂罢。十二月，罢平州椿配盐课。二十三年七月，博兴县民李孜收日炙盐，大理寺具私盐及刮咸土二法以上。宰臣谓非私盐可比，张仲愈独曰：“私盐罪重，而犯者犹众，不可纵也。”上曰：“刮硷非煎，何以同私？”仲愈曰：“如此则渤海之人恣刮硷而食，将侵官课矣。”力言不已，上乃以孜同刮硷科罪。后犯则同私盐法论。
十一月，张邦基言：“宝坻盐课，若每石收正课百五十斤，虑有风干折耗。”遂令石加耗盐二十二斤半，仍先一岁贷支偿直，以优灶户。
二十四年七月，上在上京，谓丞相乌古论元忠等曰：“会宁尹蒲察通言，其地猛安谋克户甚艰。旧速频以东食海盐。蒲与、胡里改等路食肇州盐，初定额万贯，今增至二万七千。若罢盐引，添灶户，庶可易得。”元忠对曰：“已尝遣使咸平府以东规画矣。”上曰：“不须待此，宜亟为之。”通又言：“可罢上京酒务，听民自造以输税。”上曰：“先滦州诸地亦尝令民煮盐，后以不便罢之，今岂可令民自沽耶？”二十五年十月，上还自上京，谓宰臣曰：“朕闻辽东，凡人家食盐，但无引目者